我的夢想是可以賺多點錢，也不用很多，剛剛好就好，回去還債，蓋個房子再買塊地就好。那個夢想會太大嗎？姐姐？對我來說，那還太遙遠，因為現在我的債還沒還完。

——《再見 可愛陌生人》

一部無法被公開放映的紀錄片

離開破舊的鐵皮屋，一群人坐上計程車，前方是黑暗的道路，隨著鏡頭搖晃，四個人準備逃往他處。影片開始即為整個敘事破題，為保護影片中那群無法被社會所見的非法移工，阮金紅與蔡崇隆共同指導的《再見 可愛陌生人》選擇不在網路與電視公播。一部無法公開放映的紀錄片，記載這群來自異地、被台灣貼上非法標籤而逃跑的人，兩位導演希望能透過他們的影片，呼籲台灣政府重視移工，並讓一般觀眾知道他們逃跑的原因，理解他們的處境，阮金紅透過平實的影像告訴觀眾，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可愛的異鄉人。

我的想法比較單純，因為現在台灣的移工數量還滿多的，已經破六十萬人，可同時非法移工的人數也滿高的。台灣其實是個友善的國家，有時也會關注新移民的議題，然而這群移工卻被社會所忽視，如同《失婚記》一樣，我想讓台灣人看見這些逃跑移工的處境，因為他們同樣都是我的同胞。

——阮金紅

阮金紅一開始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人在千辛萬苦來到台灣之後，卻又過著四處躲藏的日子，即使一樣來自越南，她和他們身處在完全不同的圈子，和其他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阮金紅自己對他們也有著既定的刻板印象。因為單純想要了解他們的想法，阮金紅開始假扮一般打工者，進入這群移工們的生活圈，並跟著他們在偏遠的山區打工，隨著時間，她逐漸取得這群非法打工者的信任，開始拿起相機記錄他們的生活，前後費時兩年的時間，深入記錄這群始終蒙著臉的人們、以及不被他人理解的世界。

以台灣人的角度，我們對這些移工是很陌生的，然後透過她（阮金紅）才逐漸認識到這些人。起先我也有些許的刻板印象，後來跟他們有所接觸，才發現他們其實都相當可愛，就像大弟弟一樣。

——蔡崇隆

身為《再見 可愛陌生人》共同導演，蔡崇隆進一步解釋片名的由來，他們為短版取了《可愛陌生人》這樣的片名是為回應台灣民眾對這群人的陌生，然而在故事之後兩年，他們又追蹤影片中的主角，阿富，回到越南家中的生活情景， 『再見』，因此有了雙重意義，在英文片名”See you, lovable strangers”還有著讓大眾看見這群人的意思，他們希望觀眾能重新認識這群散落台灣各處的逃跑移工。

警察母題的不斷出現

「那你在這邊工作，你有什麼希望嗎？你的夢想是什麼？」

——阮金紅

「有啊，每天做夢，夢到那個警察抓我啊。好可怖。」

——逃跑移工阿成

晃動不安的公路上、荒郊深野裡、破舊的鐵皮屋裡影像中，無處不藏匿警察的母題，在阮金紅的影像裡，即便是記錄這些移工在豔陽下採收蒜頭、高麗菜、清晨裝箱運送農產品的平凡日子，話語間依舊充斥無所不在的警察，以至於他們每天做著被警察追捕的噩夢。然而，影片最後，其中一名主角阿富，提及當年警員為光著雙腳的他，買一雙拖鞋的情景，似乎透露某種程度與警察的和解，並指出警察扮演的角色與他們自身價值觀上的矛盾。

其實根據過往的經驗，我自己並不是很喜歡警察，然而，我也無法因為那些沒有用心的警察就說所有的台灣警察都是如此，我處理阿富的那段，因為那就是事實，我不能用個人觀點，來強調他們（警察）不好。

——阮金紅

移工們的焦慮與不安來自警察，辛苦追捕他們的警察卻同時理解這群人的困境，非法移工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與政策，若無法正視仲介業者超收費用的事實，面對移工真正出走的結構性問題，警察只能持續扮演著尷尬的角色，這群移工們只會淪為被資方不斷重複剝削的受害者。

他們千辛萬苦而來，因為存有希望

「夢想，就是希望（越文）的意思。」

——阮金紅

「啊，有啊，希望可以賺多點錢，也不用很多，剛剛好就好，回去還債，蓋個房子再買塊地就好。那個夢想會太大嗎？姐姐？對我來說，那還太遙遠，因為現在我的債還沒還完。」

——逃跑移工阿成

稚嫩的臉龐，雙頰早已被太陽曬得紅通，雙手沒有停歇地採收綠蔥，阮金紅對他問起夢想，他因為誤解中文的意思而回答他每天做著讓警察追的噩夢，然而談起希望，他卻說離他太遙遠。在海邊，他唱起自己編的歌，他說自己的家在海邊，他出生的第一個哭聲在那，而現在他已經二十歲，他對鏡頭笑，說自己，現在很難過。

移工們大多沒有機會學習，所以不會說中文，容易被誤解，也因為身處在異鄉，使他們語言權喪失，不被他人重視，更因為如此，在台灣人面前他們多半只能沈默，然而透過阮金紅的影像，我們可以看見這群人，理解他們笑容背後的哀愁，在躲藏的日子裡，支撐他們的是那單純的希望。

面對無所不在的言語歧視

當初我問他的時候，他回答時，我很驚訝，一開始也覺得很好笑，我想到自己剛來台灣的時候，也因為語言的問題。身為過來人，我希望台灣人能多體諒多理解，包含他們的僱主也是，僱主認為他們聽不懂中文，是因為他們笨，僱主容易不耐煩，所以也導致他們不容易與僱主溝通。

——阮金紅

移工們可能會因為語言上的誤解，而在台灣社會遇到的歧視與僱主溝通上的衝突，因為言語的隔閡，使他們更難與一般台灣人交流，正因為對他們的陌生，更容易對這群移工產生偏見，進而忽視在言語上的歧視，這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

這無可避免，在我們的社會或大部份的國家都有排外的心態，我們無法改變人性，也很難做到平等，即便如此，政府依舊可以在制度面上努力，例如在對新移民稱呼上，應該統一使用中性、不帶歧視的名稱。

——蔡崇隆

另一方面，阮金紅表示現在台灣人對於越南還有著貧窮的刻板印象，有些來台灣打工者，其實並不乏家境優渥的人，新一代打工者，如同台灣人去澳洲打工渡假，其實只是為追求生活體驗，台灣必須正視當前的越南經濟與以往不同，移工可以有多種樣貌，已經不是過去在新聞媒體所描述那樣。

新住民在台灣尋找定位

「不管來台灣多久，雖然我有家庭在這裡，但這個社會不屬於我自己，雖然我自己一直在這邊磨練、試著更融入這個社會，然而，我覺得跟其他很多新住民、移工、留學生一樣，有時候很孤單，因為很多事情無法解決、無法分享、沒有對象。」

阮金紅認為大多數新住民的困境其實來至台灣社會的封閉性，因為言語隔閡、文化差異，而讓這群人無法真正被接納，只能徘徊在社會邊緣。另一方面，身為女性導演，阮金紅也有著不同的焦慮，對於未來，她擔心如何在台灣有著一席之地，她深信台灣的社會還無法真正接納沒有身世背景、學歷、來自異鄉的他人，為此，阮金紅正積極的籌備文化站，藉以找尋自己在台灣定位。

「現在，很多新移民姐妹，都在拼讀書、證照，我焦慮，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身為外來人，我們擔心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在這邊，只有一個人，如果家人在身邊，或許，就不會這麼擔心。」

議題從生活裡長出來

對待紀錄片，蔡崇隆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比起拍攝技巧，更應該關心被拍攝的人。阮金紅以相同的出身背景來述說移工們的不安與焦慮，貼近他們的觀點敘事，以自然的影像，描寫這群維持台灣基本勞動力的人們的日常與困境，在鏡頭前，拍攝者和被攝者間沒有距離、沒有階級，對談間展露真實的溫柔情感。

我們的生活圈常跟這些移工在一塊，所以《失婚記》、《可愛陌生人》其實都是從生活裡長出來的東西。不像以前在公視設定要拍什麼，可以規劃，這也要看這些新移民，在主題方面我們目前正在規劃與拍攝《新二代》，是三部曲的概念，這是屬於金紅的三部曲創作。

——蔡崇隆

對未來，阮金紅期望能繼續探討還沒有被人挖掘過的議題，她強調自己想這麼做，不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影像敘事能力比別人好，而是為了讓社會大眾能看見這群長期被漠視的人，用最真摯樸實的方式，努力傳達，即便那條路很辛苦，也會一直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