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劇情、紀錄到實驗、動畫，林泰州對於影像的掌握，總在題材的框架中，遊走於現世與虛構之間。2009年，他於台北當代館舉辦「回陽人」數位影片展，為過往探討現世與輪迴間的生命、存在議題等的創作主題下了一個小結，今年度於北美館舉辦「我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影像個展，進一步將鏡頭拉回現世，為反抗而發聲、直逼嚴肅的環境議題。

「如果我現在住在台北，也許就不會創作這系列的作品。」

生活、工作在雲林斗六，整天看著灰濛濛的天空，林泰州因認同而加入了環保運動；每日不得不呼吸的汙染空氣，官方的數據卻與事實有著相當大的出入；如果如官方報告所言，空氣汙染是來自於車輛排放、燃燒稻草和中國入侵的霧霾，那麼車輛更多、同是境外污染鋒面影響的台北，空氣汙染反而沒有斗六嚴重？

「雲林是用鼻子喝高粱，台北只是在喝白開水」林泰州比喻空氣汙染的問題，並直指問題最大的根源，在於海風將工業區汙染源、船舶廢氣一路吹入雲林、南投，地形的關係又讓汙染物不斷累積；一年250多天嚴重不良的紫爆空氣品質，更讓家鄉斗六的罹癌率不斷增高。「我們的生命、存在，即便有沒有輪迴，現世下一秒都無法走下去，到底還有甚麼可以支撐我們走下去？」直逼生存的空汙問題，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也讓林泰州用自己的力量去拍一個能力可及的作品。

控訴、揭發、辯證的展場平台

走入北美館的展間，如同十字架般的空間配置，帶著觀者由「我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汙染數據與物件」、「環境災民之控訴」、「影音行動與抗爭」、「汙染微粒與形上探討」五大主題，透過紀錄影片、爐渣廢棄物、影像裝置等多元的媒材，進一步了解藝術家所呈現的空汙環保議題，並由災民的控訴、官方的數據，以及藝術家所發掘、呈現的影像作品在展場空間中相互辯證，提供觀者進一步思索的起點。

談起作品的呈現方式，林泰州表示「影像紀錄片需要有蒐證、揭露的功能，但像是地層下陷、無色無味的空氣污染卻很難去表達。」參與運動所拍攝的大量影像素材，如何能夠透過作品，讓觀者在展間中了解到空汙的原因、背後盤根錯雜的權力，以及藝術家所欲傳遞的意義，則是另一種困難的呈現。「每次進入抗爭、汙染現場，左手舉牌抗議，右手拿攝影機拍攝，很累的回到家，其實沒有太多時間思考怎麼去呈現，作品中的插畫、空拍、顛倒等的視覺元素，常常是在剪接時閃過的創意，也是不斷壓榨自己要做些不一樣的直覺。」

「就和搞運動一樣，要就直接去做了。」

林泰州呈現的作品，沒有太多的精緻雕琢，在他自己看來甚至有點粗糙，這種直接的呈現，反而像是抗爭運動的草根性，沒有太多顧慮就往前去衝了。過去環保運動的紀錄片，多著重在事件真相的呈現，林泰州則以事件素材輔以插畫、疊影、顛倒空拍影像等方式，傳遞出藝術家的另一種思維；直接的影像呈現手法傳遞了運動的本質，而不以過多的隱喻、包裝、形塑藝術的至高性。對於藝術性的呈現，林泰州表示「作品過多象徵或是隱喻的手法，反而會逼走更多的觀眾；環保議題本來就相當嚴肅，很多觀眾進入展場覺得議題很壓迫，但我就是很直接的呈現，沒有過多的轉化以及迂迴，因為這個時刻不適合，這個時刻就是要宣傳。」

走入美術館的環保議題

環保抗爭作品進入美術館展覽，對於林泰州也是偶然的機緣，當《我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完成剪接後，林泰州用許多的方式來讓作品曝光，送影展、參加比賽，缺乏曝光的機會與平台也一度讓他灰心，2015年獲得台北美術獎優選，老天爺又為他開啟了一扇大門。「美術館的好處是不斷在輪播，而此次在北美館，也讓這個議題使北部的觀眾，能夠關心到中南部有那麼嚴重的問題。」林泰州認為，相較於影展可能一、兩場次，五六百人的觀看人口，美術館的展演平台，則讓更多人能透過作品了解到現實的迫切性；展場中他進一步將環保團體文件、官方報告、其他環保議題的作品、MV等，在此展演平台中呈現、相互對話，因此展覽已走出純粹的美術展覽，進入環保辯論的平台。林泰州更期望觀眾在其中得到反思，並跳脫藝術的愉悅幻象，走入現世的積極行動。

「我一直覺得這個展覽是意識形態的工具，是一種宣傳。」

身處於空汙嚴重危害的家園，對於環境災民的感同身受，亦讓林泰州感到環境汙染議題已經比藝術來得更為急迫，藝術的急迫性是在於解決創作或是美學的問題，但比起環境汙染、地球暖化的速度來說，這可能只是芝麻小事。與災民站在同一陣線，走進抗爭現場，無法視而不見也讓林泰州積極面對這個議題。「很多人生活在都會區，沒看到環境災害現場的慘狀；我看到太多，我不做這個東西誰來做。現場許多災民看到我在拍環境議題，他們就怨嘆政府、工業區、掀起衣服給我看身上手術的傷疤。難道我就把頭擺過去不看嗎？我覺得我沒辦法視而不見。你如果是一個藝術家，是要站在資本主義這一方漠視、疏離，還是和他們站在一起？」

影像藝術作為環境抗爭的媒體武器

面對迫切的問題，林泰州選擇和災民站在同一陣線，拿起攝影機讓影像發聲。公聽會災民大聲疾呼的生存危機、空拍影像的事實指陳、國家機器的失衡也讓林泰州在碰觸這個敏感的議題感慨萬千。

「很多人說台灣是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度，但遇到這種議題，誰敢拿攝影機去質疑國家機器？在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國家，導演、藝術家怯弱，代表我們的自由和開放是扭曲的。如果台灣自由民主的話，為何可以允許398根煙囪將汙染飄到別人不想要的地方、把廢爐渣到處亂丟。」失序、向資本家靠攏的國家機器運作，是林泰州在作品中更進一步指陳的問題糾結所在，以影像藝術作為抗爭武器，衝撞、碰觸痛點，才是林泰州認為有可能改變現狀的行為。

而這種控訴、指陳，面對的龐大經濟利益體，以及背後就業人口的家庭生計，林泰州並非一昧反商，他認為解決之道仍在於資本家是否願意投資更好的設備、環保的機組，如果工業區願意更換環保的機具，空氣汙染問題也會減少很多、如果願意蓋海水淡化廠，也能夠解決濁水溪乾涸以及地層下陷的問題。「資本家不願意花更多的錢，他們只想要省錢去創造更漂亮的績效數字，問題點就在人性。這系列作品談環境汙染，但我也同時控訴的是看不見的人性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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