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老人家，其實代表著是這塊土地，有時候你離鄉很久，你對家鄉會是陌生的，會不知所措，然而他們卻依舊張開手臂歡迎你，幫助你安定下來，反而是他們給我的。

──黃淑梅

一座位於急水溪上游的小村莊，大部分的農民依靠龍眼與柑橘為生，一件突如其來的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家鄉保衛戰》橫跨十年時空，開場即透過幾名老農人對著鏡頭裡口述：「永揚透過民代關係，解編嶺南村所在的水源保護區，卻只告知村民領鍋子取代說明會，直至村民們察覺水庫可能受到廢棄物汙染，為了乾淨的水資源、為了下一代的生活環境，他們開始拿起鋤頭、鍋鏟與永揚對抗。」

以影像記錄突破重圍

2008年冬季，一群七、八十歲的農民，以兩人一組為單位，在寒風中，輪流守在議會外頭靜坐抗議，幾次路過，黃淑梅忍不住停下腳步，拿起攝影機記錄他們。

為了讓觀眾對事件有更清晰的脈絡，黃淑梅把十年當一軸線，用事件作敘事點，從農民影像述說著地方、用黑白影像重建整村莊的罷選、組織守夜站崗過往的歷史。藉由簡單的影像敘述，去建構觀眾對環境自然的認識，進而理解掩埋場所帶來的災難，鏡頭前的開發業者與農民們的對峙，毫無隱晦地突顯政策結構的問題。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過後，我們不斷思考以自己的影像專長可以做些什麼。當時，重建紀錄影響我很大，從中讓我思考影像跟人的關係、影像跟社會的關係、影像對於我所生存的世界。」 經過七年半的時間才完成九二一重建紀錄與《寶島曼波》，黃淑梅非常清楚拍長片的辛苦，也坦言自己當時只想休息，然而一看到兩個老人家24小時不間斷、在寒冷天裡在縣政府前靜坐，黃淑梅說自己就是沒辦法忽視他們。不得不拍，是黃淑梅不斷重複的註解，她說自己取用於社會資源成為一位紀錄片導演，如果能用自己的專業替他們發聲，這是一種義務，不僅只是責任。

即便證明永揚他們偽造環境說明書，行政機關也不願負起責任，只交由檢察官與法院去處理，村長只能帶著這群年近半百的村民走遍台南縣各個村莊，即便在炎熱的夏日、滾燙的水泥地上，他們始終唱著歌，表達他們的訴求。黃淑梅的鏡頭多次停留在這群老農身上，經過無數次的環評會議，專家討論，他們等待整日也苦等不到說話的機會，由於永揚擁有黑道背景又有議員的投資，媒體多數不敢報導，他們的聲音始終無法傳遞出去，面對如此困境，黃淑梅希望能藉由影像突破重圍，替這些人傳遞力量。

紀錄，是對抗這個世界的方式

歷經將近二十年的紀錄片歲月，作品多半環繞在環境與社會的議題上，黃淑梅將影像當作自已生存的方式，也是傳遞力量的媒介，她利用紀錄片來述說複雜的社經結構問題、政策制度問題，進而讓觀眾去理解世界的另一面。

「我覺得每個地方的根本一定是那最基層的地方，然而台灣的基層卻崩解了，這來自於我們的教育和價值觀，人們總是以利為導向。你要出去念書不要捕魚、你要出去念書不要種田，導致很多工廠都可以在農村排放廢水，可以去開發。可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應該要清楚這樣的價值會深深影響我們的下一代，一個錯誤的政策，可能會影響全台灣的後代生活環境。」在這兩年來接觸的環境議題，讓黃淑梅不禁感嘆所有開發案前期的準備、投入的資源是相當龐大，背後的牽扯不僅是開發業者本身還有政府官員之間的連結，這些都影響著政策的決定。

即便是永揚，黃淑梅認為他們也有表達自己立場的權利，她認為這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好人或壞人，他們在這環節扮演著壞人的角色，是因為這些垃圾無處可去，同時，因為他們願意，所以進來了，但如果今天這些東西有完善的處理，自然這些人就會擺在對的位置，這是結構的問題。

「政府不斷開發、金錢導向的政策，正在消耗著我們的自然環境」，黃淑梅對於未來感到憂慮，她意識到一直以來我們抗爭的魔鬼，其實不是單一團體，而是來自社會的價值觀，群眾不應該只是責怪那些從中得利的少數者，而是整個環境都被金錢給綁架，而我們都是身處其中的共犯。

「你在那個環境，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影像拍下來，不得不，你看到問題的嚴重，我們應該發出聲音，否則只能更糟。」

紀錄，是一種溫柔的陪伴

事件最後，老農們抗爭成功，然而，黃淑梅的鏡頭更強調這群老農即便沒有力量也願意起身對抗的故事，她相信最後這場戰的勝利歸功於他們堅強的信念與陳淑華和環保團的努力不懈，以及政治生態與行政部門的轉變，最後證明永揚偽造文書，停止永揚垃圾掩埋的開發。

「你說它成功了嗎？如果不解決根本的價值問題，事件會不斷地重演，守得住這次，也不一定守得了下一次。」黃淑梅明白嶺南村只是少數成功的例子，她說，在台灣其他地方有更多的開發案正在進行，每一場抗爭不一定會成功，然而失敗也有失敗的意義，透過過程總會留給人不同的啟示。

在漫長的過程中，黃淑梅始終默默地守在這群老農後頭，她看見這群老人展現的公民素養以及村長對抗大財團的勇氣，同時，她相信陳淑華及其環保團體的專業知識能充分應用在抗爭上，相對於在《寶島曼波》扮演介入的角色，這次黃淑梅選擇退到攝影機之後，僅扮演觀察者的角色。

紀錄，是回家與回應生活的方式

記錄這整件事情，是黃淑梅對村民的陪伴，同時也成為自己成長的養分。離開許久的家鄉，因為嶺南村開發案讓自己重新認識台南，更因為拍攝此片讓她重新對故鄉有所歸屬，她認為每個人對一個地方的歸屬，不僅是自己的父母親在那個地方、朋友在那個地方，而是個人與這個土地有個關係和連結，因為相關的人、事、物都與她有關，使她不再只是一個局外人，黃淑梅最終感謝在這個地方的人們，無私的接納，沒有拒絕，坦誠以待，讓她回到家鄉的土地上。

「當你在家鄉有一群認識的人，你跟這個地方有所連結，陪伴他們走過這一段路，這群老人家，他們其實代表著是這塊土地，有時候你離鄉很久，你對家鄉會是陌生的，會不知所措，然而他們卻依舊張開手臂歡迎你，幫助你安定下來，反而是他們給我的。」

即便拍片艱辛，黃淑梅卻非常享受創作中的自由，她提及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扮演著各種角色，有著許多的限制和妥協，唯有在創作中的自己，才能突破社會的框架。她認為自己在生活上是非常奢求的，拍片維持了她的平衡，同時，也支撐著她生活，她表露無法想像沒有拍片的生活。「作品跟我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我拍作品需要保持身心平衡，但作品本身卻帶給我這樣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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