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事：書與閱讀的近未來

去信約訪伍軒宏，他回信說道：「希望書讀得完。」這樣的憂慮來自台灣閱讀人口數的衰退，書店關門和出版量縮減的警訊時有耳聞。《撕書人》以受困於「蔓生之書」的主角德彥投射出紙本書消逝的近未來；與另一主角撕書人佐夏透過大量書籍的銷毀以盪盡意外飛來的超能力，讓生活回歸正軌，兩則寓言的交叉，其中有來自伍軒宏對「蔓生之書」的情感分裂、有傳統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創作擺盪，亦有其理性斟酌世代閱讀傾向的計算。

「我在書寫時有把這些現象考慮進去，我怕文學小說的基調太悶，在文字和節奏上就我能力所及盡量不要太慢。」伍軒宏在創作初始就有這番自覺，他提及有些創作者「想把覺得重要的事一股腦寫進去成為巨作」，這麼一來容易給讀者帶來負擔。在閱讀人口萎縮的年代，我們還以為小說是大眾讀者較為接受的文體，相對於散文的文學性和詩的抽象，只要故事引人入勝便不在乎行文長短，他要自己避免這樣的心態，寫一個情節有起伏、長短尚合宜的作品。然而擺盪於傳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如何拿捏，是伍軒宏在書寫本質上的為難，內化成小說情節的思索：「所以，他嘲笑自己，既然已經在通俗小說裡，就徹底一點，不要半隻腳踏在文學小說裡（p.298）。」

文本的走法：後設的排列組合

「德彥跟她（理青）祕密進行的棄書計畫，跟故事裡的撕書人（佐夏），好像有某種關聯？德彥是棄書人，不是撕書人，但不是沒有類似的地方。（p209）」小說的走法就像「众」字的筆劃少了最後一捺：第一劃是受困蔓生之書的德彥及其「借書的朋友」理青，第二劃從理青著手整理的撕書人故事延伸出了佐夏這個角色，第三、第四劃分別是德彥、理青，在棄書計畫後各自發展出新的人生，最後一劃則以撕書人佐夏與意外飛來的超能力正面對決的最後一擊，挾帶邂逅九歌女孩的開放式結局作為尾聲。試想，若將撕書人佐夏的情節抽出，憑著棄書計劃依然可以發展成完整的小說——「類村上式」的小說。

邂逅一種結局：番茄如是說

誠如伍軒宏在書中〈後記〉所言：「文本會自行組合，自動連結，人物會自己走動。（p381）」就像路走到一個當下，才會出現對白，往前走，故事才不會失去成形的機會：「當時，我有個朋友正好從事和超市展店有關的職業，偶爾會聽他提起，而我剛好也需要幫德彥找個工作，展店需要到處走動，棄書也需要路線。」這或可解釋為書寫靈感的邂逅；但內斂的伍軒宏說自己不懂「邂逅」，故事裡的主角卻都以邂逅式的情感收場。

關於「邂逅」，在小說前三分之二的鋪陳中無跡可循而充滿意外，倘若他們各自沒有遇見誰，停在彼此曾有的交會，也另有一種純粹的美感，「其中我有兩個賭氣，一個是這兩個人物（德彥和理青）不是非得在一起，存在他們之間的某種關係並非情慾。另外，我故意設計了一個『不讀書的女人』的角色（番茄女），來對立『讀書』這件事。」在經驗匱乏下去想像或設計一個邂逅，對伍軒宏來說有些困擾，「那天我要搭火車去花蓮看我爸爸，路上想著要設計一個邂逅的場景，由於我每天都要吃番茄，習慣在花蓮的某間超市買番茄，後來那裡開了全聯，有時就沒有番茄，我很火大。」番茄就像一個現實的符號，將德彥從夢中的困境解救出來，鮮紅的生命力正如棄書後的他，凝視空白所發現到的豐富：「她有一種肯定與沉著，沒有讀書的人那種憂心忡忡的樣子……她很磊落，心無窒礙的樣子。這種氣質，書讀越多的人越少。（p241）」伍軒宏給了番茄女子十分光明的開場。

寓言和預言：那些零散的生活經驗們

如以番茄作為生活必須之物，類比書的存在，帶有諷刺，又像隱喻：「不少趨勢專家說，實體店面將要消失，民眾會越來越利用配送（p237）。」在紙本書消逝的世界裡，「配送物」將是無形的載體，有形物在時間流中慢慢地後退，等待有朝一日成為「善本書」的機會，而在《撕書人》的故事裡，它則是佐夏邂逅超能力的媒介：「我需要一個爭奪的動機，所以編造了一本『善本書』。」伍軒宏憑著「葛麗坊書店」的真實記憶，虛構了一個「善本書」的世界。

撕書人的超能力像是漫畫闖入現實，但作為「寓言」本身，也帶有「預言」意味，漫畫某種層面也在創造現實：「其實這兩個世界在某種意義上都不算現實，德彥的部分是近未來，佐夏的部分更是fantasy，弔詭的是佐夏所提及的場景都是確切存在的。那是屬於我九○年代的紐約經驗。」伍軒宏依著手邊尚存的葛麗坊書籤的圖樣使小說的場景具象且立體，「葛麗坊」三個字有一種中古世紀的色彩。他對書中所提及的街道路線和書籍典故引用，包含版本和開本都十分考究，帶有為人師表傳遞知識或文學創作的責任，「理青在旅行和通勤所攜帶的隨身書都是挑過的，每個章節不超過三至四頁，開本也必須塞得進行李。」可以想像伍軒宏從「蔓生之書」中蒐尋翻閱，認真的樣態，「要把家裡的書丟掉現在還很捨不得，這是一種投射，想像書被丟掉的樣子，像是輓歌。」似乎在完成小說後，與書的拉扯獲得了妥協與釋然：「這些我零散的生活經驗，能以這樣的方式被保存，我很高興。」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