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中，一個是參與台灣社運的中國交換生蔡博藝，另一個是台灣學生陳為廷，導演傅榆花6年跟著他們一起參與社會運動，這和她過去作品《藍綠對話實驗室》、《不曾消失的台灣省》探討的政治性主題相似，然而傅榆自己也沒想到，作為一個拍攝者，卻也記錄下自己的青春、對民主的希望、熱情到失落、遭受運動傷害與逐漸恢復的過程。

政治為包裝的青春紀錄片

一直用影像探索台灣政治的傅榆，從28歲開始拍攝陳為廷與蔡博藝，當時他們只有18、19歲，從太陽花學運到現在歷經6、7年的時間，她說自己沒有機會經歷像他們那樣的青春，所以當看見陳為廷他們做這些事情，感到好奇。從拍攝上一代藍綠政治對談的經驗，傅榆這次將希望轉為中、港、台年輕人，跟著他們從無人關注的社會抗爭到佔領立法院，她也漸漸地受他們的影響，開始變得熱血，對未來產生夢想，因此即便比他們大10歲，她仍覺得自己的青春是與那兩人重疊的。

「有人因為這個過程而改變，但我覺得改變最多的還是我，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了陳為廷，認識了更多參與社會運動的人。關於政治，我開始比較不只從藍綠角度去看，好像有其他的解方，或從其他方向去想，因此我探索的不只是台灣的社會運動，而是跟中港台之間有沒有改變的可能。」傅榆自承是一個很晚熟的人，「雖然大她們10歲，但這是我的成年禮。」

傅榆回憶剛進「七日印象電影公司」時，看到沈可尚的《築巢人》，心生嚮往，因此期望自己也能成為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不需要多說明什麼，僅用鏡頭語言，便足以呈現自己的觀點。當時正值她拍攝陳為廷因性騷擾事件而退選期間，於是她改以較為冷靜的觀察者角度拍攝《完美墜地》。然而她坦言當時的自己沒有很誠實，於是經過數次剪接，傅榆改變了探索政治的主題，總算釐清自己其實也像其他人一樣，只是一味將希望投射在兩位被攝者身上，當她試著將自己與被攝者放在同一個位置上時，才發現自己也跟他們一同經歷青春，便決定加入旁白，把自己誠實攤在觀眾面前。

「影片完成後，重新看素材時，彷彿回到過去當下的感受，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有多熱血，我自己看得都想哭，那種青春逝去的感覺更明顯。你若要分局外人和局內人，那是會一直產生拉扯的，身為局外人，我必須是個冷靜的記錄者，這樣才是一個稱職的紀錄片導演，但實際上我並不是這樣的人。整個剪接的過程我回歸到自己的狀態，其實不是別人覺得是好片、覺得我有多厲害就行了，找到自己喜歡的狀態的過程那個才是我，而我覺得這樣就夠了。所以當我愈來愈誠實地面對這個狀態後，內心就沒有這麼多的拉扯了。」

神的角色扮演與紀錄片工作者的權力投射

「權力」是這部片的母題之一，提起權力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傅榆回答，它不是一定要存在，但它卻自然而然地生在每一個地方，包含陳為廷性騷擾事件，「陳為廷在性騷擾的當下，他把他騷擾的女生當成神，他把自己的慾望投射在那女生身上。而蔡博藝是把自己對民主的慾望，投射在台灣的身上，台灣是她的神；蔡博藝在看我這部片的時候，她看到陳為廷在講騷擾的本質時，就引用王爾德的名言：『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跟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關於權力。』意思就是說，表面上我在講陳為廷性騷擾這件事，但其實我談的是權力，所有的事情都是相關的，只是，我們把慾望投射在不同的『神』身上而已。」

權力是存在於每一件事情上面，只是人們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到底權力在誰身上，到底誰是誰的神，其實不是單向的，傅榆認為應該正視權力的存在，身為紀錄片工作者，也可能以為自己擁有權力而傷害別人。

「在我萬念俱灰的時候，不是覺得不應該再拍他（陳為廷），而是意識到我所做的一切是在剝削、利用他，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只要拍攝到被攝者任何不堪、任何可能會傷害到他的畫面時，都會陷入一種無止盡的掙扎，尤其當這件事情對你的片子有利。所以我一直在想可以不利用他們的方式，最後想的辦法就是把我自己跟他們放在同一個困境裡。我跟蔡博藝講，她說好感人，他們應該也有感覺到我只是一直躲在他們之後；然後陳為廷看這段的時候，他開玩笑跟我說：你看你拍紀錄片的本質跟性騷擾是一樣的，當時候我可能沒有意識到，我沒有把他們當『人』看，雖然只是玩笑話，但也是在提醒我，我們之間是不斷地拉扯。」

青春和告別青春的過程

「因為青春、因為年輕，我們在這段期間，都不斷犯錯，這不是一個要合理化所犯的錯的託辭，是我真的覺得，我們就是因為這段期間的嘗試、摸索與衝撞，才能找到對和錯之間的界線，像陳為廷說的：『在安全跟危險之間，都一定有空間』那是青春的特權，在還有衝勁的時候會想要找尋那個縫隙在哪裡？有時對，有時錯，但重點是，有沒有發現自己做錯。譬如，陳為廷曾犯過錯，為什麼我還願意繼續拍他？那是因為我覺得他有意識到他做錯了，而且他想要從那個過程中修正自己，蔡博藝也是，我更是，我原本沒有發現我做錯了，一直到剪接的時候，反覆看這段對話，我才意識到我做錯了什麼，要是沒有經歷這個過程，我永遠都不會發現我錯了，我覺得意識到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從那個狀態走出來。」

雖然講的是青春，但傅榆確實還是在探討台灣的政治和民主，她認為自己的成長，或是和她一起成長的這些人，與台灣的民主成長的軌跡是相呼應的。
 

「民主，是會倒退的。台灣的民主還沒有很成熟，同樣有電影紀錄工作者，也在關注政治和民主，台灣還是一個很年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說年輕？是因為很多人都像我這樣，還沒有發現自己尚未成長，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以為自己懂民主，但事實上不是如此。在這部片裡面，真正懂民主的人，反而是蔡博藝，只有她真正在思考這件事情，這很弔詭，她沒有辦法擁有民主，反而能更透澈理解民主。我們3個人對談時，蔡博藝問：『台灣人真的相信民主嗎？』陳為廷回問：『我們要討論這麼高深的事情嗎？』蔡博藝繼續回：『台灣人真的是想要民主嗎？』因為蔡博藝是真的關注那些草根的審議式民主、他有朋友去爭取公聽會，好不容易爭取到社區民眾可以參加，但最後卻沒有人要參加，蔡博藝很在乎民主精神和程序正義，但我們沒有真的這麼在乎，即便是陳為廷也沒有很在乎。」

相較於中國，台灣人有著民主的優越感，然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民主可能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傅榆將青春與台灣政治互喻，正因為歷經熱血、失落以及運動傷害的過程，我們才能回過頭去正視自己所犯的錯誤。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