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不注意時，染著粉紅顏色的櫻花茶點糕餅早已擺滿餐桌。20多位長者陸續進屋，在幾個方桌間擠湊聊天。幾個年幼的孩子則靠在老人的身邊，低頭玩著玩具。祝賀詞之後，大夥兒唱歌，舉杯祝賀，大啖散壽司；孩子們這時已移到邊桌畫圖剪貼，發出高頻的笑鬧聲。

單看這段文字，可能會以為這是一次溫馨聚會的敘述，可能發生在某個氣氛靜好的春日午後，某處和樂融洽的社區，也許祝賀當月壽星，也許共度愉快節日。總之，那都該是太平時期、生活安穩的日常表徵。

這的確是一場居民們群聚的歡慶，然它不是發生在看到文字時、腦中自動勾勒出的社區大樓活動中心。不是那樣象徵著穩固與安心的鋼骨水泥空間。它是發生在日本岩手縣、遭受311地震蹂躪過的區域。災後三年，居民們依舊住在此處的組合屋，他們的日常，日日循環在這個應是暫存的空間，包含慶祝每年初春的女兒節，舉辦在組合屋區的公共聚會所。也許有人會想，重建當頭，哪來的心情過時過節。然而，縱使在外人眼中是被貼著「災」字的人們，依然有著與你我相同的精神需求。

這是阿潑在311震災三年後再度走訪日本東北地區時所留下的一景，寫在她的著作《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裡。這本讓阿潑斷斷續續、難產了十年的作品，之於其中記錄的三大天災——南亞大海嘯、四川大地震、311海嘯，以及她如何以記者、志工、人類學家甚至旅人等身分進入，所得的不同觀察，阿潑在各場採訪與邀稿中，已談了甚多。而她始終更在意的是，在經歷或旁觀世界各地這麼多災難之後，人們究竟如何看待災難後的日常、重建後的日常，與「從災難到重建之間的日常」？

中斷又再生的日常

或許我們該先來談談什麼叫日常。

「我們每個人都在一天過一天：起床、吃飯、上課或上班，然後回家睡覺，這是多數人的日常。」按照一日時序，阿潑列出你我大同小異的作息。「但可能無預警地，在下一秒、下一分鐘，這個日常就被打斷。可能一場颱風，或一次地震，你就不能再和昨天一樣，過著那些例行的生活……但，接下來就沒有了嗎？」

災難對日常似乎是個斷點，但那個斷點接續的，並不是戛然而止的懸崖，而是另一種日常的堆疊。「接下來就沒有了嗎？不是。接下來是要讓自己慢慢回到之前的那個日常。但那個『回』的過程，也一樣是日常。不管是在收容所，或組合屋，都還是每天吃飯、做事、睡覺，還是有著各種需求。會有另外一個日常在那裡。」

「但那個時候的日常，沒有人想要看，也沒有人關心。」阿潑說。

災後的一天、三天，或一年、三年、五年間，災民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沒有人知道。但那是阿潑所在意的。「因為那樣的日常，是推著這些人回到『我們希望的日常』的過程，就是我們所謂的重建。重建是有過程的。」災區以外的人看到的重建，多是從一片廢墟到新宅落成的畫面跳轉。「但房子怎麼來的這件事不重要嗎？那一磚一瓦怎麼搭起來的？誰搭的？土地怎麼取得的？為了取得土地跟政府吵過幾次？這些都不重要嗎？」「災後」到「重建」不是直接連結的斷面，中間有很多瑣碎與糾結，甚至發散到難以釐清重點。

而重建後所回到的日常，和之前的日常一樣嗎？其實並不。有的地區就此消失，有的地區失去耕地，無法再行原本的農業；有的地方甚至轉成了觀光區。重建後的發展，有頹敗也有興盛。不變的是該地的居民被迫／順勢改變了他們既有的日常，「你想要繼續生活下去，你就會在那個已經不同的狀態裡，重新整理出一套日常。」只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安定的機制，需要把每一天，盡可能過成「那一天」。

「很多人會對災民講加油。但他們每天醒來，都和我們一樣認真地想要撐著再走下去，把這天好好過完。在這樣的狀態下，你有什麼資格同情人家？」對阿潑來說，無分災民與否，大家都各有日常在過，只是因應環境不同。沒有誰應該帶著一種無憂的優越要人加油。更何況說完這句話的人，往往一轉身就走開了。

人類學者的旁觀陪伴

基於各種說不清楚的原因，阿潑時常在災難之後，進入災後現場。可能剛好工作關係被派去採訪，或可能前去擔任協助志工，「我有一種，不是自己主動決定我要進去、而是被拉進去的感覺。」

但她曾一度遺憾921時沒能第一時間前往現場。那年她剛畢業，甫入某財經雜誌當菜鳥記者。縱是震撼台灣的天災，限於所在的媒體領域，自是沒有往災區跑的必要。「我後來才認清楚，就算你當記者，也不可能隨時都能被放到第一線去接觸現場。」這也讓阿潑轉而鑽研人類學，並從中摸索出在書寫災區議題時，自己所站的角度。

「我在寫這本書，甚至是寫完之後，我都有點不安。我會想，自己是不是在消費別人的苦難？」阿潑非常清楚自己的書寫目的，是要呈現災難與重建在結構、社會、文化面的狀況；然而只要和災難有關，讀者期待看見的多半是劫後餘生的揪心經歷。那些在殘礫碎瓦中掙扎求生的堅強故事，多麼激勵在太平盛世汲汲營營的人們。「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是不喜歡。」災難不只是一次發生後不久就被遺忘的毀滅，災難是需要沉澱與思考的。「但大家太常把災難當成看電影，看裡面的悲慘故事，看完立刻忘記，好像那些犧牲和檢討都不存在，直到下次災難又重複一次。」但不該是這樣的。

於是她模糊了所有災民的臉孔。「因為我就是想要突顯地區。地區本身就是有主體的，它有喜怒哀樂，只是它藉由萬千災民來呈現。所以我就寫很多人，把人模糊化，但我要在模糊化當中，還是看到每個人的意志，也看到地區的意志。」她不刻意煽情，也不灑狗血，身為前媒體記者，她太清楚寫什麼會讓人流淚。而那些她都不要。

「我後來很慶幸我921沒有被派到現場，也很慶幸每場災難我沒有第一時間就進去。如果是，我一定會問不下去，或是變成自己所痛恨的那種、不斷追問的記者。」從災難當下到災後的這段時間，給了阿潑身分上的緩衝，讓她以其他角度進入，成為一個陪伴、傾聽的角色。「即使我是個記者，但我都不是訪問者。我通常都不發問，也不主動講話。我只等在那邊，讓對方自己告訴我他想告訴我的事。」例如她在311的第一場對話，是她到了現場、還沒想好自己該如何破冰，身邊來了一位牽著狗的災民，愛狗的阿潑很自然地往狗靠近，對方遂自動說起自己當初怎麼帶著狗逃難，旁邊的人聽到了也跟著開始加入……「我根本也不知道那能不能算是採訪。」她笑。

「我都是被動地在那邊，等別人主動來對我說，等那個你願意告訴我故事的機會。」這樣「人類學式」的田調方式，反而讓災民感受到更多支持與溫暖。「他們後來告訴我，如果不是我們在那邊關心他們的故事，他們可能走不下去。」尤其阿潑反覆前往，他們更會覺得，連這麼遠的人都在關心我們，我們怎麼可以不振作？

「我就這樣看著他們如何走過這一切，把這些寫下來。我永遠不會去問：那你現在好嗎？我不去刻意挑選什麼，會有機會安排我們相遇。」像是類似侯孝賢的那顆長鏡頭，遠遠觀望，專注但不侵入。「我盡可能想要呈現的，不是災難的悲情或苦，而是更正向的改變。」因為災難可能是一個地方重新反省的機會，在傷痛之後，日常的韌性，將為人們帶來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