桅杆上升後無形地分叉
像學一條猛魚
沉黑了錨。

一枝沉重的樹枝使聖流動搖
在難以解釋的事件爆發的花園裡。
這裡人的影子停止
叫光線釘住的。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托卡塔曲》(Toccata)

如果一天只能按十個讚，你會怎麼分配掌聲給你的摯友和不熟或未曾謀面的臉友？如果一星期只能讀十篇文章，你還願意去讀看起來就是農場文章的廢文，還是因此精挑細選嗎？如果一個月只能擁抱三次，你會用什麼樣的姿態和心情去抱那個人？如果一年只需要把一件工作做到完美，你會主動去找到那件事還是等待機會上門？如果一生不能許下任何承諾，你還會不會跟哪一個人或哪些人組織家庭？如果人類再也沒有利益感，那你覺得社會又會是什麼樣子？

我常對自己問類似的問題，也許這跟我從來沒有規劃過自己的人生有關，雖然很可笑的，現存的某個身分標籤裡，我是一個策展人。而我有許久沒有策劃展覽，某種程度也跟這迴圈般的自問有關。

要不是《國藝會線上誌》捎來「改版」的邀稿，我不見得有動力省思九年前的那些事，假如沒有這件事，我還會作策展人嗎？我會寫評論嗎？甚至，我現在還會在藝術界工作嗎？都不得而知。

我擁有著一個受情感擺弄的人格，很長的時間裡我為自己尚稱縝密而完整的思緒為傲，甚至在擺弄之間的情感波濤裡，意識到細密的自我控制，好似一個訓練有素的職業運動員在覺察即將把命運帶往一去無返的身體傷害前，對人生喊出我緊有的傷停治療時間，但我終究在這樣尚稱精細的思緒／情感調配機制中理解到，我處理思緒的能力和我自己的生命史沒有太多關係，就像曾閱讀到的某個腦神經學家的說法，人類的榮耀與災難都取決於情感。

我很想取消關於這件事的所有災難與榮譽，但我知道無法取消自己的情感，但如果我能重新剪輯部分記憶與片段，或許我有機會改變我再回顧它的想法。

當災難突然來到時，它並沒有來到，災難是它自身的近迫性。災難沒有未來，就好像它沒有一個自身完成的時間和空間一樣。

——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災難書寫》（L’Écriture du Désastre）

＃場景一：序幕

我對美術館沒有太堅實的信仰，源自於我既不是唸美術班，也沒在藝術大學上過課，有著只是我身為一個藝術媒體工作者的關係。

那天，秋高氣爽，而在後來的記憶裡，那天之後的下一個月，到更後來的四個月，是後來已知的九年裡，最後一個完整冷冽的冬季。

那天，冠蓋雲集，在那天的過去以及之後，因為我的工作身分，其實看過不少更大的排場，但或許是因為有一群聲勢浩大的策展公司工作人員，多數為女性，穿著黑色系套裝。我遇見一位朋友，她也意外我在這場合裡，我們彼此都不曉得對方為什麼出現在這個看似莊嚴卻又冠蓋雲集的美術館。

「我看你們公司好像很厲害，這個陣式還蠻有來頭的？」一如後來的印象裡，我還是不得不說這句話。

「你不知道嗎？我們公司已經和北美館談好八檔特展，連這一檔算在內的話。」

如果除卻任何利與害，我其實還挺想知道，除了下一個有辦成的展之外，如果另外六個展出現在這間被平民視為美學宮殿的空間裡，會是什麼光景。但我猜多數人會蠻開心的，即使（當代）藝術界會持續地憤怒。

＃場景二：關係美學（長官）

那年是藝術界充滿愛恨情愁（仇）的一年，藝術界不止關心它所處的文化政治，當然關心藝術自身課題，也批判空間政治，批判迫遷議題，批判都市治理術和都市更新，譬如夾處小南門和西門之間的TCAC（Taipe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台北當代藝術中心），雖然只是其中一棟三層樓、四十多坪地坪的舊建物，在忠泰基金會的空間贊助支持下，與十多個藝術空間比鄰而居，這裡曾無愧於它的命名「台北當代藝術中心」，而有了另類替代空間裡前所未見的輿論能量。

那年有著艾未未聲量最高的時刻，西方藝術界聲援艾未未，台灣藝術界也是。一場「誰怕艾未未？」的座談活動，讓TCAC擠滿了人潮，位列風暴圈的文化局長也坐在觀眾席前排的小椅子。她早已安排艾未未於半年之後、在那一座看似無利無害的美術殿堂裡展出，她必須來，即使時光再倒流，我相信她仍然會來，並嘗試表述出更無害而利他的發言。

這個「中心」，也因北美館兩年半前的雙年展計畫而生。

即使風暴已然迫近了、幾乎方位不差，就像台北北門古城口的正北傾向東14.3度角，這個城基角度的偏移是為了對準氣運更足的劍潭神社和七星山（凱達格蘭金字塔遺址），而這也恰好是這個「中心」望向七星山的角度，將那個被支配的美術聖殿，直直穿透而連繫一起。

後半場我拎著一罐這個中心的啤酒（彷彿是制式交陪儀式飲料），如果不在這個風暴圈內，可能會被認為這就像是個鬧場的文化恐怖份子，不莊重地對在場人士提出「誰怕謝小韞？」的反問。即使時光倒流，我想我依然無可抑止地會講出這席發言，這段話現在仍在YouTube裡可被查詢到。

拍攝者是我兩年後才認識的影像工作者、也具有藝術家身分的莊凱宇，透過他的視角和解讀，讓我得以用一種沒有情感的角度客觀化這個場景。

當天的謝局長……（這個名稱好不準確，因為她不會永遠都是，但造成的爭議和扭曲感卻會一直存在），當天的謝小韞在講這些話的時候，幾乎都是背對發問的人，面對她想澄清的多數人，這種視覺語言，就是她所代表的現實及態度。這其中的問題不只是誰怕謝小韞，還有謝小韞怕的是誰，是否她根本沒有在怕誰？權利讓他們想到人民還是自己？她說：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

——摘自莊凱宇在該段影像記錄下的留言

如果她對這段有如突襲的質問有所準備呢？她可能會表現十足誠意面對我，說出在體制規範下她為那些佈局所有的努力和疏失，甚至無害模樣地展現她對把女兒安排在特展廠商人事的歉意，拋棄捍衛所謂自身的名譽，如此的話，還會堆疊成後來更大的風暴嗎？

＃場景三：野人

我可能就因而更像是《抓狂美術館》的野人，令北美館後來凝結般的空氣，指向我的粗野或滑稽嗎？雖然，即使不是如此，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是這麼被美術館員工警戒著，有人說我為了成就自己的英雄角色而製造出悲劇故事（後來遭遇的打斷手骨事件），也有人說，我是在一連串「追殺」美術館。甚至每每我對這間美術館的任何發言，都還是被奚落為我在蹭這座聖殿的聲量。

「注意注意，（維安）目標進入館內。」至少有兩年的時間，即使我進館看展，保全都會透過無線電通報館員。

這不是我可以剪輯改版的部分。我一直是這個謎樣美術館裡的野人。

＃場景四：關係美學（公關）

如果所有意圖展開的事件都是一件行為藝術，那媒材就是事件的界面。我在媒體和美術館的公關就是事件交織最劇烈的地方。

作為消息匯流的中介者，我得到至少超過十個人的消息來源——來自館方、特展廠商、藝術界友人的友人、文化局員工、甚至海外涉入廠商合作的跨海指證。在事件行動的那兩個月，以及隨之而來的官司，有兩三年的時間，我都在相關夢境中醒來。在沒有太多能奧援我的查辦機制下，我只能一天又一天翻找已經成棟的資料，有時發愣苦笑自己怎會像是《索命黃道帶》裡的Robert Graysmith（傑克．葛倫霍飾演）角色。而這件事卻又無關性命，在大多數人眼裡，又只是個過眼雲煙的美術館特展廠商爭議。

我對美術館沒有太堅實的信仰，有著只是我身為一個藝術媒體工作者和她有著密切的關係，就算我早已卸下這個身分，卻反而如這世界上偏執基進的教徒，對著早已無太多人關心的事件，自顧自地發起聖戰。

人類的榮耀與災難都取決於情感，我何時開始同理化了這樣的榮耀或災難的認同？我想就在我聽了美術館公關這樣的話，我在抗爭事件的兩個月後，揭露了這段故事，我甚至向他喊話。

「真的有點不想再幹下去了，許多待在這裡的人已經不知道當初他們來這裡但現在又是為了什麼？但有一個人的話讓我繼續堅持下來，他跟我說『我們有必要堅持到最後，在重要的時刻站出來！』」

這段話，後來在《美術館是平的》圖冊裡刊出，隨之的座談會，我邀請了幾位在抗爭行動前就知情的師友，龔卓軍老師是其中一位，但他認為我在圖冊裡揭露了美術館公關的身分，他因我這麼做而表示不認同，因此婉拒了出席座談。就一個媒體工作者的倫理，我確實沒有守住那條界線，我始終承認。

然而，我對公關出面的召喚，來自於我採取行動的被召喚。這令我難有「悔意」，這段故事是難以被改版、覆寫的段落。

＃終曲：一如革命伴侶的走來（與離去）

「妳不覺得我們這樣很像是那種到外面打拼工作擺攤的夫妻嗎？」、「妳要相信，我們正在寫藝術史。」這些對話是2011年5月22日，前往北美館，騎著機車，載著超出兩個車身長的看板道具，我對著後座的她說的話。至今還是難以想像，我何以如此既傻而天真地講著這些話。

如同回憶起2010至2011年間，那個可能是難以再有的冷冽冬季，接著半年後，本該是滂沱日常卻又缺雨的悶熱梅雨季，「美術館是平的」就在那五個烈日午後展開。

懿柔和我是一起從事這個行動的伴侶，當時我們住在淡水小坪頂的社區，我們騎車載著大小道具來到美術館前廣場，來到市議會門口陳情，她不過是一個美術系大四學生，我又有什麼方式「再版」我和她這個一夏如十年般的漫長過程？

即使到現在，回想那時綁在一塊行動究竟是「以藝術之名」還是「以愛為名」呢？早已糾結不清。我也許會不那麼樂觀，也許不那麼天真，高估自己行動和她的行為藝術是能廣獲認可的藝術行動，我可能需要更加勇敢，甚至考慮沒有她的作品。我可能請她在旁默默關心嗎？還是就不要介入了呢？

沒有舉著「莫內花園 80‧120‧250坪→」、「你要辦特展嗎？七星級環球團隊策展直達博物館天聽……」的孫懿柔，我的行動聲明還會不一樣嗎？沒有這段消磨到意志匱乏的故事，我們彼此能有細水長流的情感嗎？

我們的認識就在前一個夏季尾聲，也就是「誰怕艾未未」座談的地點TCAC門口小走廊。回想當時，謝局長剛高升局長半年，完成好特展廠商在北美館的檔期部署，新任館長正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準備接任，作為台灣第一個建築師身分擔任的美術館館長。

我們認識後的下一個星期，剛好就在美術館門口巧遇她的老師，正在佈展期的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林宏璋，「咦？ouch你怎麼會認識她，她是我學生耶。」我們一陣嘻嘻哈哈地帶過。

如果有改版，如果有。

當我看著她準備走向廣場，我會叫住她，說「我覺得我來就好」，她肯定會為準備多日（還包括後面四個星期的準備）和我大吵一架，接著負氣離去。我獨自走向那個廣場，抗議現場很有可能乾巴巴，然後接受各個採訪後，輪番和前來聲援的藝術界師友公開談話。

但這有可能嗎？我們有可能搭建另一個平行宇宙事件，那個世界就變得比較好嗎？

還是還原當時的記憶：我還記得，她就像訓練有素的劇場演員，把人型看板和大招牌拎著，一股淡定的殺氣就一往無前的走去，從停車場看過去，她身影如此俐落實在不像個美術系的大學生。反觀我，還在邊整理手邊要給記者和圍觀支持者的連署書，七零八落丟三倒四，一如我常忘東忘西的冒失感。若這一段不再被「改版」，應該就是這件事的最後一幕。

（此文僅獻給所有當時對此事件關心的藝術圈友人、至今仍不甚理解我這麼做的父母、和依然在行為藝術道路上的懿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