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或舞蹈創作？一直在實驗的路上

「科學都不科學了，那我要追求什麼？」張靜如談起從微生物學背景轉向藝術領域的轉捩點，研究所時發現這門必須通過不斷假設驗證、似乎接近中立客觀的學科，許多研究仍可被偽造，這讓她更認真的去思考「只是興趣的舞蹈」是否有機會成為追尋「真」的方法？

張靜如高中到研究所一路都在理組的教育邏輯下成長，看似與人文藝術的感性思維距離較遠，回溯最初的舞蹈起點是高中參與樂旗隊，而後大學接觸現代舞，結交一群不同領域卻同樣喜愛現代舞的朋友，自2008年台北藝穗節起，她們嘗試挑戰各個實驗發聲的場域。十年間，靜如逐漸摸索出自己的創作語彙，縱觀近幾年創作：2012周書毅製作《下一個編舞計畫：見夫》、2014藝穗節《矛盾的很自然》、2015藝穗節《FAKE》、2017立方計劃空間《失敗商談》，這幾件作品雖然沒有直接關聯，但仍能觀察靜如解讀社會的方式：理性兼具感性的思考路徑，對體制框架作出質疑批判，試著在矛盾中理解真實。

關於我們這個世代的政治啟蒙

聲可以有不同的顏色，笑聲只是迴盪了你內心深處的爆炸。笑聲可以是喜慶的——紅、藍、金黃的煙火；也可以是人體四散的碎片。

 

——葉夫根尼．薩米爾欽《我們》

2014年三一八學運，可以說是青年世代的政治啟蒙事件吧！許多未曾參加過運動的素人因為這場運動對政治和現實不再冷漠。然而，面對運動的失敗，當時在佔領現場的張靜如事後回想：「我們以為身處於自由的環境，好像都有反抗的機會，最後卻發現這好像只是大結構容許我們在示威區怒吼，能量消耗後一切又再次回到原點。」運動現場的身體面對國家機器暴力所產生的無力感，青年世代遭遇的失敗情境是靜如不斷反覆剖析的：「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看見了許多革命被收編的方式，那麼革命還有可能嗎？」雖然悲觀，保持覺知的態度是必須的，她接著說：「即便示威過後又回到日常，但如果群體不維持反動的能量，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張靜如規整自己的創作題材不太談個人生命史，而是外於個人情感層面向社會推進，從創作中挖掘「這個應當最具有社會原動力的青年世代」所面對的困境。《我們》的思考脈絡，其中某個切面可說是延續運動當時的感受及觀察，聚焦於政治力帶來群體分割的問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衍生的階級、權力抗爭，「抵抗需要身體，每個參與的身體連結在一起才有可能帶來力量」，抱持相同理想的群體，意識到身體參與的重要性，集結在一起成為「共同」。

「我們」是一把雙面刃

創作初期，張靜如在搜尋引擎輸入「我們」，意外發現《我們》是三部反烏托邦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俄國小說家葉夫根尼．薩米爾欽將故事設定在一個透明的未來世界，國的邊界築了一道綠牆，牆內的公民以號碼代稱彼此，過著幸福但卻失去自由意志的生活。小說裡的透明世界讓靜如非常著迷，「透明」象徵著絕對潔淨、毫無保留、沒有阻礙，但另一方面，透明使得權力監控無孔不入，展現的是集體主義下的恐怖。靜如使用一定數量的透明盒子作為空間意象，經由舞者不同的使用方式賦予其多重意義。

對張靜如來說，「我們」一詞就是一把雙面刃，當我說出我們，就正在築起一道牆，個體產生凝聚的歸屬感，但同時也生成排除異己的意識，分隔的邏輯遍佈現代社會，那似乎是一個看似不可見卻有形的高牆。

身體，最直接的政治語言

張靜如坦言「使用抽象的身體語言來傳達概念」是她創作時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部份。很多時候身體所能傳達的比言說來得更加深刻，此次舞作她與六位舞者一起工作，六人小群體儼然形成世界的微型縮影，他們進入各種遊戲般的情境中，以一種抽象卻精確的方式指涉社會的衝突與傾軋。張靜如的舞作，要讓觀眾直視暴力、階級、弱者的生成，用最直接的語言——身體，動作中流露出人的本性，舞者的狀態某些時候展現動物性的本能反應，個體生存在資源不足的現實條件下必然弱肉強食，利益分配導致競爭、衝突、談判、妥協……舞作充滿戲劇性的張力，也試著作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辯證。

自然人打從出生開始參與社會，社會化的過程受到各種制約，個體的無力感推及現代社會結構性的矛盾，意識型態製造了龐大的怪物，假使人失去否定批判的能力、失去自主發言的聲音，不斷變形的怪物可能反過來致使壟斷與崩毀。

啟動參與者的意志

有多次非劇場空間的表演經驗，張靜如這次回到黑盒子裡：「當作是創作上的限制和挑戰。美術館空間，觀眾能夠自由選擇觀看的時間和角度，劇場形式相對制約，不過能夠帶來別種經驗感受。」

張靜如的創作定位在舞蹈與行為之間，就讀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時，台灣當代藝術圈正廣泛地論及「參與式藝術」，她發現許多打著參與式的創作其實是「虛假的主動性」——「被動的身體和意志，參與者只是協助創作者完成藍圖裡既有的想像」。她認為所謂的參與，應當讓參與者有自主決定權且理解自己參與的意義——「旁觀者察覺自己的不介入，參與者達到彼此意念的交流」。她說：「這次創作，我和表演者的排練過程或許也是我所面對的參與式課題。」排練初期，她摸索著如何與舞者工作，許多論述的轉化不容易被接收，也因為台灣舞蹈教育體制偏重於身體訓練，「腦袋到身體的路徑練習」藉著一次次排練中的對話和溝通，慢慢消化吸收，她希望多少能帶給舞者對於朝向社會的創作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儘管不確定這支舞作能帶給觀者多大程度的參與，然而創作歷程堆疊了豐富飽滿的層次，張靜如眼神堅定地表示：「即便經歷許多挫折，背後有堅定的信念作為支撐，因此每一次的表達都是必要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