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天，甘耀明前去攀登現今登山熱點嘉明湖，聽登山教練歐陽台生說，距嘉明湖不遠、海拔3496公尺的三叉山東北方，曾有一架B-24轟炸機墜毀，機上25名成員全數罹難。一問之下，才知時值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宣布投降未滿一個月，該軍機載著已被日方釋放的美國俘虜，途經中央山脈南段時遇難，史稱「三叉山事件」。應美方要求，彼時仍統治台東廳的日本政府動員日本軍警、布農族、阿美族、漢族、平埔族等各方壯丁，組成近百人隊伍浩蕩前往救援，未料另一強颱過境，再次造成嚴重傷亡。

為何美軍轟炸機會墜落在台灣高山？作為戰敗國的日方以及戰時曾遭受美國空襲的台灣人，營救美籍受難者時懷抱何種複雜心緒？「寫作者的嗅覺像狗一樣敏銳，對我來講，這個歷史題材隱藏了小說的氣味。」甘耀明闡述以三叉山事件史實為基底的長篇小說《成為真正的人》之創作源起。這起在山友之間流傳頗廣的空難有太多撲朔迷離之處，久而久之，演變成一則傳奇。甘耀明聽聞後難忘，自此銘記，寄盼或有一天，它自然長出根莖，在他的文字沃土裡旺盛起來。

《成為真正的人》蟄伏許久，說的也是一個成長的故事。布農少年哈魯牧特出生於霧鹿部落，他與雙胞胎哥哥的誕生在布農傳統裡被視為詛咒。說起來，他的人生是一場長長的失落，先是棒球夢，而後是罹患兒童白血病早逝的哥哥，未料往後還有更大的傷痛要來，他祕密的愛戀將葬送在無情的戰火之中。艱鉅的高山救援行動中，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資料蒐集不遺餘力

2020年11月中旬，知悉三叉山事件後整整16個年頭，甘耀明偕同布農族作家沙力浪、小說家朱和之，一行三人展開為期五天四夜的三叉山事件墜機殘骸踏察。當初飛機在空中解體，殘骸散佈甚廣，網路上普遍將「新康橫斷」標示為主要散落地，然而據甘耀明調查，救難隊前往的地方應為中央山脈南二段拉庫音溪源頭谷地，這也是他們此行踏察的重點。

甘耀明表示，「其實到現場之前，我已經把所有資料都調查好了，包括美方的資料、台灣網路上找到的資料。因為太多人去過現場，所以我把那些資料組合起來，大概就可以去推理，知道現場的大致狀況，但網路上的訊息畢竟有點東拼西湊，如果到現場去看看的話會更清楚。」一般登嘉明湖，多自向陽登山口，然此行他們取道戒茂斯登山口，由此直上嘉明妹池，此乃1945年搜救隊攀登的路線，海拔落差加大，更具挑戰性。

事發至今75載，現場殘骸大致仍保持原樣，從南二段路線與新康橫斷的叉路口眺望三公里遠的現場時，他難掩悸動：「等了好久，終於來到這個地方。」親臨現場讓他彷彿瞬間回到飛機失事當下的時空，行前他蒐集了網上所有照片，到現場一一比對。他在飛機支架上發現飛機蒙皮被烈火燒融後的團塊，據此推斷，飛機墜落前引擎曾爆炸起火，此一發現亦呼應美方的調查報告。

「現在美國有好幾架這種傳統的B-24轟炸機，他們做了360度環繞影像，有時為了比對某一飛機的殘骸，找出原來的位置，可能要花上好幾天，不過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但這在小說裡就無法呈現。」談起調查經過，甘耀明興致高昂，叫人詫異小說家追根究柢的本事，彷如一流偵探。

事實上，同行的朱和之與甘耀明同獲2018年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且同樣是以三叉山事件為主題，此前兩人毫不知情，甘耀明既驚訝，也再次印證此一歷史題材令人著迷的程度。朱和之說，當他們得知對方的寫作計畫之後，甘耀明立刻非常慷慨地提供不少獨家資料，令他既感激又敬佩。「就如同這次踏察，甘老師以浸淫此專題近20年的認識，包括對美軍B-24轟炸機（戰後改裝為運輸機）的深刻理解，不僅帶領我們找到歷史現場，也能當場指出某構件的名稱與用途，據此研判事件可能的過程。」

如今回看這段歷史，我們或許能用相對客觀的角度解析災難成因，但甘耀明不忘提醒，「二戰結束前不久，美軍才轟炸台灣，這樣的陰霾造成了台灣民眾一種揮之不去的內在深層的傷痛。」置身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有一種虛無縹緲，卻又無可避免人世紛爭，在我們認為應該與世無爭之處，發展出所謂的權力與摩擦，其間的衝突和張力正是甘耀明選擇以此事件作為小說背景的主因。

除了親訪現場，在拉庫音溪源頭谷地發現大量飛機殘骸，賦予小說創作更多真實感，甘耀明亦採訪數名三叉山事件的遺孤，他們的父親因參與這場驚心動魄的高山搜救而喪生，他好奇這些人如何面對父親的亡故？其一是年過九旬的林茂生先生，他與三叉山事件搜索隊隊長城戶八十八的兒子城戶嘉雄同為台東中學校第一屆學生，對該事件頗有研究，蒐集不少相關剪報。訪談時亦兼及日治中學生的生活，小說中哈魯牧特代海努南遞送情書被抓的橋段，即取材自林茂生的憶述。

生長於傳說之中

「我最早寫這小說，設想的是——布農少年棒球的失落夢。他帶著這份失落，離開花蓮市街，回到了山上。」甘耀明原本打算由日本的觀點切入，但不大能夠掌握，遂轉而採取布農的觀點，「為了建立布農人的觀點，我大量閱讀布農動植物主題及布農文化相關文獻。小說中很多敘述呼應著布農的文化理念，有其事實根據，但我在這個事實的根據上，會再去重新創造一次。」

如何在既有的東西上去創造？甘耀明以嘎嘎浪講給小孫子的傳說為例，嘎嘎浪說，在遠古時代，所有的木柴會走到家裡，那時候的小米很肥，萬物都到布農的家當朋友，直到有一天來了鐵拐杖……

「這些布農的外在環境的描述都是真的，比如說，樹木會來布農的家裡面、小米都很肥，但『鐵拐杖』這個概念是虛構的。現代布農人上山打獵，不會說『我拿了一把槍』，而是說『我拿了一根鐵拐杖』，因為怕被動物聽到，我把這個鐵拐杖跟布農的文化重新再去爬梳一遍，創立了這樣一個傳說。由嘎嘎浪口中說出的故事，有了不一樣的味道，所以裡面是虛實交織的。」這不是甘耀明第一次以原民為題，史詩長篇《邦查女孩》裡的少女古阿霞是阿美族，他的小說常見多元族群及各種語言流轉，鄉野傳奇增添想像，實反映了他的出身。

「我是苗栗獅潭人，這地方早期是原住民生活的空間，有泰雅族、賽夏族，後來客家人進駐。我們生活中充斥著大量漢人和原住民的傳說。」幼年祖父母常帶他去宗廟，廟宇既是信仰中心，也是老一輩的精神寄託，那裡大人盡講些十分怪誕的傳奇。每逢過年，他便被攜去城隍廟，看遍地獄圖，感到無比敬畏。「1997年，我回到自己的家鄉擔任地方電視台記者，採訪區域包括原住民部落和客家人聚落，我會蒐集他們的鄉誌，當中大量記載這些鄉野傳說。除此，有時去採訪地方耆老，他們也會講。」對於自小聽著鄉野傳奇長大的甘耀明而言，傳說是人類生活沉澱的產物，饒富意思，日後他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自然納入這些元素。

「這是我書寫的某一部分，不是全部，但它確實是我書寫歷史跟文化的一個重要路徑。」甘耀明說。

著重人在歷史軌跡中移動的身影

《成為真正的人》雖以三叉山事件為基底，但歷史終究是襯景，角色的蛻變才是核心。甘耀明指出，「角色如何在歷史時間的縫隙之中掙扎和成長，這個是我比較去著重的。這部小說不是紀錄片，我比較強調的是一個人在歷史的軌跡當中移動的痕跡、身影，歷史有時會去襯托、烘托人物，但是沒有辦法變成影響人物行動的一個背景，所以很多調查報告我沒有把它寫上去，小說畢竟還是以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變化與衝擊為主軸。」

作為一個得以藉由小說寫作參與歷史事件的人，他並不拘泥於現實，〈跋——不存在的美好〉清楚表彰了他的立場：「小說與現實是兩條線，哪時該平行、哪時該交錯，哪時該重疊、哪時該模糊、哪時又像兩輛火車通過單一軌道般的誰要待避，真的由作者決定就結案了。」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助理教授何致和形容甘耀明猶如一位微縮模型師，以其精湛文字技藝復刻還原台灣光復前後的時空場景。何致和也點出，儘管高度擬真，營造出濃厚生活感，亦不難發現其虛構的成分，他進一步分析甘耀明作品中的虛實關係，「甘耀明想創造的真實，是屬於小說世界的真實，一個像托爾金架空卻結構完善的第二世界，或像浮島一樣飄離地表，與現實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大量採集真實，卻又以虛構拉開距離，這是甘耀明小說的魅力所在，或許也是過去他之所以鍾情魔幻寫實，故事總帶有一點童話色彩的原因。」

成為真正的人

甘耀明在《成為真正的人》小說起始寫下：「minBunun，布農語，字面釋義是『成為布農族人』。布農語本身的意思是『變成人』、『變成人形』，是成年禮或生命蛻變的歷程，故題目寫成『成為真正的人』。」第二章〈回憶那些日子，陽光、棒球、他與他都很燦爛〉大量描繪哈魯牧特與海努南的生命故事，兩個曾經活躍於山林的少年靈動耀眼，情思翻湧；轉入第三章，三叉山事件方正式登場，如此鋪排有其用意：「讀者在閱讀第三章的時候，比較能夠去感受到這個人，他為什麼在救難時會遲疑、會徬徨，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思路。」而哈魯牧特的蛻變與成長由此加劇。

甘耀明形容《成為真正的人》猶如一本「悼念之作」。險境歸來，哈魯牧特從此謹小慎微，不喜說話，亦不擅交際。他不再輕言愛，娶了異族女人，遵循傳統生兒育女，以他摯愛及愧對之人為他的子女命名，悉心扶養，彷彿他的餘生只為懺情與回報。

在甘耀明看來，minBunun這個語詞饒富哲理。「什麼叫『真正的人』？布農族人有他們的解釋，但對我來說，就是找到自己想要走的一條路。在小說的最後，其實就是擁有一個完整的自我，即便對外人來講它不是那麼的完滿，但那就是他成為他自己後來的樣子。哈魯牧特最後的生命歷程也許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找到了跟外在生活磨合的方式以及他自己生命的道路。我覺得這就是成為一個人的過程。」

成為真正的人，既是與外在世界和解，亦可視為對自己的一次重新創造。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minBunun）
2021
寶瓶文化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現為博客來OKAPI專欄作家。著有《再見楊德昌》，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亦參與《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等書採訪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