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紀錄者與被攝者的界線之後——《未來無恙》

文/王昀燕 圖/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拍攝紀錄片近二十年,賀照緹的風格向來疏離,果斷畫出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界線。即將上映的最新作品《未來無恙》卻讓她違背過往原則,始料未及地捲入了兩個女孩跌宕驚心的青春。
賀照緹最新作品《未來無恙》記錄了兩個女孩的成長,跌宕驚心的青春,在細膩而親密的鏡頭底下一覽無遺。拍攝過程中,賀照緹違背過往原則,罕見地跨越了紀錄者與被攝者的界線,向女孩張開她溫暖的手。

她在拍片筆記裡寫道,拍攝兩年餘,一天,她接到拍攝對象小珍的電話,表示因承受不住與母親的衝突,決意搬去跟曾傷害過她的家人同住。彼時正在會議中的賀照緹,直想奔去找她,未料向來溫柔有智慧的剪輯指導竟勸慰她,小珍已經長大,有自己的人生,道別的時候到了,妳該放下了。

《未來無恙》以細膩而親密的鏡頭,記錄了兩個女孩跌宕驚心的青春。



書寫時賀照緹眼淚直流。「我那時候的確是覺得我真的不願意放下,因為我不敢離開她。她身邊沒有任何有餘力照顧她的大人,只有我。我必須在這樣近的距離裡面就可以拎住她的衣領,讓她不要掉下去。所以那裡面是很大的恐懼,那個放不下並不是說我愛著這樣糾纏的關係,當然我很愛她,可是我覺得那裡面有很多是害怕,萬一她出了什麼事,我沒有辦法面對。」至此,她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者。

難道不能擱下攝影機,轉而以個人的身分、而非導演的身分去親近她嗎?如此關係豈非更單純?「現在當然是覺得可以,可是當時我想不到這種可能。」彼時她整個人被小珍的狀態帶著跑,擔心她身邊沒有人,無法客觀清晰地分析情勢。

「導演什麼時候真正結束拍攝,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尤其,她拍攝的又是關於成長這件事。「愈拍愈多以後,我開始有了焦慮,我好像很難去處理素材,素材變得愈來愈複雜,很難進入剪輯的狀態。可是我有一種耽溺,我有點耽溺在我跟我的被攝者之間的那種關係。」在那之後,賀照緹又持續拍攝了四、五年,攝影機像是她的眼睛,盡責地守護著生命起伏如潮浪洶湧的女孩。直到後來有段時間,小珍相對穩定,她才比較有餘力回頭去審視作品。

《未來無恙》工作照,賀照緹導演(中)與拍攝對象小珍。

拍攝紀錄片近二十年,賀照緹向來拒絕先跟被攝者交朋友,再以朋友身分去拍片。果斷畫出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界線,背後有複雜的倫理的考量。「我們如果跨越了某個界線,利用這種親暱性,會不會比較容易取得鏡頭?是會的。那你怎麼去界定你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需要非常審慎的面對。」她蓄意與被攝者保持距離,早先作品甚至連她的聲音都沒有,影片風格近乎疏離,拍攝《未來無恙》的轉變也是她始料未及。

「兩個活生生的孩子這麼貼近你,尤其是小珍,她周圍的成人都忙於生活、忙於讓自己脫貧而不可能,我好像變成少數唯一有餘裕可以陪在她旁邊的人,我不敢離開她,那個關係有點在我自己還沒有想得很清楚的時候,就變得非常靠近了。攝影機在那邊,自然會拍進去這種親暱,可是到最後,我還是需要去思考倫理的問題。我藉由這樣的關係取得的畫面到底哪些應該要用、哪些不可以用,這還是一條很重要的界線,所以有很多東西我沒有放進去。」《未來無恙》歷經七年製作,百餘版本的剪輯,其原始素材多達九千分鐘,最終剪進去的片段低於百分之一。賀照緹形容,剪輯是「面對恐懼的過程」,她進一步闡釋,「紀錄片都會有一個exclusive access(獨家通道),導演取得了一種只有他可以進入的狀態、他才可以取得的鏡頭,然而不是這樣的鏡頭就可以用,我們還是要在一個倫理的規範下去思考:我是不是因為某種信任的關係取得這樣的鏡頭?而我用了之後,對被攝者的影響到底是什麼?這是必須在剪輯台上思考的事。」

有一次,賀照緹從台北到花蓮找小珍,小珍興沖沖朝她跑來,一張口就叫「乾媽」,賀照緹心裡一驚,呆若木雞,沒有回應。對於資源匱乏的孩子來說,作為乾媽的責任很重,她不想辜負小珍。再者,「透過作為一個乾媽,我可以取得非常私密的畫面,我不太想這麼做。不是因為我比較高尚,是我知道回到剪輯台會有很多拉扯,所以一開始就不要利用這種關係。」對很多人而言,親暱的影像、攝影機彷若不存在似的,似乎是一種很正面的獲取,賀照緹卻不這麼認為,她形容那是「陰陽魔界」,另一頭是一個很誘惑人的勾引,你知道哪些素材使用之後,片子可能會變成世俗意義上的出色和獨特,「可是你要不要這樣做?你要不要這樣去試探自己?那背後都是一整套的,從你在拍攝的時候、從她叫你乾媽你要不要答應就存在了。」

透過親暱關係所獲取的鏡頭是一種「陰陽魔界」,此中的誘惑和自我詰問,在剪輯台上形成了許多拉扯。

《未來無恙》片末以字卡交代小珍和小沛兩個女孩後來各自的處境,新的考驗接踵而來,問題懸而未決,並未隨影片的結束而結束。而一切的討論正由此展開。

當初拍攝之前,賀照緹即有清楚的體認,「我的第一個提醒是,不能把原住民刻板印象化,簡化為都是因為你們是原住民才有這樣的問題,絕對不能夠有這樣的指涉。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構性的問題?的確背後的原因就是貧窮。接下來要追問的就是:為什麼是原住民?為什麼是原住民一直在這種結構性貧窮的狀態下?任何人、任何族群處在一個貧窮的狀態下,很可能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它不是特定族群的問題,它是一個貧窮的問題。我們要問的就是Why poverty(為什麼貧窮)?而非為什麼是原住民。」主流社會很容易過於簡單的歸因,特別是以族群作為分類,賀照緹一直很不認同這樣的分類方式,她認為需要有一個社會結構的分析,特別是對經濟和階級的分析,才能夠切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角度。《未來無恙》雖以兩個女孩的故事為軸心,卻輻射出其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引人省思。

《未來無恙》以兩個女孩的故事所輻射出的結構性困境,亟待具個別性地、脈絡化地省思與處理。

近三年,賀照緹戮力奔走,尋訪立委、兒少工作者、社工師、女性培力工作者,亟欲覓得解方。她原先期待,藉由《未來無恙》推動一個大規模的倡議,一如美國紀錄片《霸.凌》(Bully, 2011)成功推動對於校園霸凌的關注,但顧及《未來無恙》牽涉到當事人,憂慮對她們有所傷害,轉而主張需要很細緻的、很個別性的、很有脈絡的去處理這類議題。

「我愈來愈不相信所謂的認同政治,意即在一大群人裡面尋得一個最大公約數,大家各別妥協一些事情,取得大家最大的認同,進而去推動。以她們(小珍和小沛)的例子來說,我覺得差異政治比較重要,在這些大的認同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差異性和獨特性是要被看到的。我比較希望能夠做到的是小而深、且可以很長久的改變,它必須回到社區自己去處理。」對賀照緹來說,《未來無恙》這部影片成就的不是只有作品或導演個人,若能發揮一點影響力、推動改變自是最好,從擔任紀錄片導演,到身兼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監事、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賀照緹在公共參與的道路上一直沒有缺席。

其實賀照緹本來打算拍一部勵志片,後來故事主軸偏離設定,長出自己的樣子。然而這兩個孩子依舊給人勇敢,「她們沒有把自己的生命過成一個受害者,她們是個抗爭者,她們是把力量賦予自己的人,她們很努力去過好自己的日子,把自己過成像一個人。」

「她們沒有把自己的生命過成一個受害者,她們是個抗爭者,她們是把力量賦予自己的人。」




《未來無恙》官方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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