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感與想像為基礎──策展人孫以臻談《最小共存單位》

文/林怡秀 圖/立方計劃空間

走入位於立方計劃空間的《最小共存單位》展場前,兩道垂掛於樓梯間的紗簾率先於展場最前端登場,布面上印著一名身上寫著「棄嬰」、「革命之子」等字眼的嬰兒影像,一把步槍以電繡碎布的方式別於跨間(當觀眾緩步上階,這把步槍的位置將落在其視線高度)。這件輸出於半透明紗布上的作品,是李奎壁的《軍隊,哲學家和愛情(的背面)》,而這名嬰兒是16年前藝術家吳中煒的兒子A姆。(註1)

《最小共存單位》展場局部。

在「最小共存單位」展覽手冊上,這件編號為0號的作品,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標記此展欲展開的討論,及當代社會中的幾個矛盾處境,包括以家庭為首的社會單位,以及在固定居所下被定義的社群概念。長期以來,在傳統概念及學校教育體制中,對於構成社會的最小單位定義皆為「家庭」。在《民法》第4編〈親屬〉第6章,對「家」的定義為:「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根據上述定義,家庭成員在法律上的認定是由血緣、婚姻、收養關係所構成,成員需永久共同生活、同居者必須是親屬關係、家必須由2個人以上團體組成。但問題是,這種現存已久的方案是否仍適用(或者從來就不適用)於當代的社會環境?若答案為否,那麼我們還有其他組構聚落的方式,或重思生活的替代選擇嗎?
從群島開始
在進入上述問題的討論前,策展人孫以臻談到此次展覽與她自2015年起,經營由生物藝術社群轉換成的「群島」社群有關。除了群島以外,孫以臻也是「一群人的自學」的發起者,在這個自我組織的簡介中,她寫到其動力源自於「達成共同目標的企圖,或者是對現有秩序的質疑與不滿,進而開始建構一種新的秩序。」在此,他們將「自學」解讀為「如何自我組織一種新的學習的政治」。在以自學為前提的知識交換中,某種具備共同想像、共同生產的社群概念也隨之成形。近幾年,她不斷透過策展等方式討論對於社群的另種想像(如2016年底於水谷藝術策劃的「情境遊戲」)。去年夏天,在國藝會策展專案的補助下,她以「工作坊」與「社群」為關鍵字前往阿姆斯特丹及柏林進行駐地研究,而此次的《最小共存單位》即是當時所提的計畫的第一部分。

「能盛興工廠」自2015年起便多次自籌經費與人力資源,組織和策劃包括:台南廢核遊行與「彩虹台南遊行」等社運活動在台南市區舉行,圖片攝於2016年「彩虹台南遊行」。

回到自主社群的組成,孫以臻認為其中一個難處是當成員成長到一個階段,紛紛以家庭為重,可能要放棄原本的社群生活,然而這種以核心家庭、地域範圍聚集為前提的社群生活很可能會限制許多想像,她說:「在我開始思考這些事情,我也開始去看人類學如何研究『家庭』。我發現台灣『核心家庭』的出現有它的經濟脈絡,在進入都市化、工業化、專業分工後,我們不再是三代同堂、耕田、生產農作物的生活模式,而是轉變為以個人情感為要。個人核心家庭的出現與結構改變,到最後會導致家庭單位、成員之間的原子化,如果把尺度放大就會看到社區的問題。」
1994年,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施政計畫,但在以社區地域為共同體範圍的政策下,這項以文化為方法、由藝術家來營造社區的介入方式卻隱然存在著多重矛盾的狀態。「家庭」與「社區」在社會與經濟環境的更迭中,漸漸成為兩個亟需被擴展與重新討論的單位,孫以臻表示:「政府所談的社區介入,有一個明確的點,是希望用文化自給自足,那正是弔詭的一點,似乎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就不在那個總體營造的期待範圍內,這是社區總體營造很怪的地方。我認為一個可以共同創作的社群會是一個更理想的單位,這也是展覽命名為最小共存單位的原因。如果可以用這種單位建立社會、把人們聚在一起的話,也許可以創造出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
拆/再構自己的家

「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成員在《華光(曾經)我的家》影片完成後,為進行光碟製作、放映宣傳,共同製作手工絹印版畫,
於放映會上販售募資。

進入立方的2樓展場,「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的紀錄片《華光(曾經)我的家》中,我們看到政府如何對一個就地發展的社區進行強制拆解(甚至要求居民拆自己的家)。這件作品由「華光為土,百工為家」、「強拆暴政」、「我拆了自己的家」、「掃地出門」4個影像章節構成,以不同角度反映出社區中每個小家庭的狀況,以及居民間的緊密關係。在這組影像作品中,除了華光社區的事件,創作團隊「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的組成也值得觀察,他們由原本的華光社區學生訪調小組(及其他行動者)開始,原先一起做運動的幾個人,在參與資料收集、訪談與紀錄中,漸漸由運動者轉向到創作者,並逐漸組成一個以完成影像作品為目標的團體。
在《華光(曾經)我的家》的另一側,由王又平、李佳泓、黃奕捷、廖烜榛4人及其家庭成員共同合作的《錢江衍派》,其創作的出發點反映出三一八之後,不同世代之間對政治想像的斷裂。在參與學運的過程中,這4位年輕藝術家發現家人雖然肯定近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但對現下的社會運動仍抱有諸多疑慮,另一方面,即便父母成長於眾聲喧譁、社運蓬發的1980年代,但他們當時卻沒有參與其中。孫以臻表示:「如果在國家法律中認為『核心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但現實狀況是在這個單位裡的斷裂是劇烈的,《錢江衍派》的創作起點除了直接反映了這個狀態,這4個人的藝術實踐也在於重新縫合這樣的斷裂。」

2017年7月,「愁城」在新莊泰山交界處的倉庫內,舉辦免費跨國音樂派對「2017 愁城鬧事:生產線上的噪音.王八蛋的流水席」,圖為活動後的大合影。

在想像與創造的場景中聚集
「他無法不去羨慕那些所謂「被流放」的社區,那裡還頑強地存在著一些社群生活、一些人和人之間的連繫、一些非國家的團結精神、一種非正式的經濟模式、一種尚未與組織者完全分離的組織。」——《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第二圈:異鄉人〉
在「最小共存單位」展中,「能盛興」成員之間的緊密連結程度與共識發聲的狀態,使他們就地發展出了另一種對於「家」的多義詮釋。這個由一群年輕人在2013年組成的團隊,最初以台南一處廢棄鐵工廠為據點,在此搭起他們視之為「家」的組織、彼此以家人互稱、推動公社式的自治共享精神,並以這個聚落為核心持續藉由創作及藝術計畫向外部進行各種連結交流。展場中的2冊「家庭相簿」部分內容來自2018年一月鐵工廠租約到期時的閉幕派對,而沒有實體空間之後,他們也正式轉為一無固定據點的遊牧團隊持續運作他們的理念,並試圖改變不合理的體制結構。在能盛興家庭相簿後方的牆面上,則是「愁城」的作品,以音樂祭、藝術節等方式組織而成。相較於能盛興,愁城成員的連結密度看似更為疏鬆,但對於如何在城市中生產出不同質性的空間、如何藉由自主的創造性行動打開關於權力及空間政治的解釋與想像上,這樣的「集合」(collective)也許正是能切入結構問題的縫隙所在。這群原由一群朋友的讀書會發展出的團體沒有明確的領導角色,但他們卻保有著一種政治性極強的去中心狀態,除了舉辦各種帶有衝撞態度的活動外,他們也不斷找尋讓團體存活但又不同於一般資本概念下想像的經濟方式。此次展出的內容來自去年夏天舉辦的免費跨國音樂派對「愁城鬧事」合輯,與成員在活動期間訪問海外樂團、撰寫的5本《場景報告》。

教學相長,2017年3月攝於「愁城」大直空間。

當所有堅實的一切都可議價而論
2016年,在首屆「白晝之夜」中孫以臻觀察到具有強大號召力的「野青眾」,社群狀態令其聯想起1990年代曾發起破爛生活節等相關活動的吳中煒。在此次展覽中,《軍隊,哲學家和愛情(的背面)》,以及展場最末,被標價出租的草原物件《閃焰經濟學:租借烏托邦》便是基於這兩個世代的觀察而來。1991年出生的李奎壁,從草原自治區主要發起人莊奕凡處回看當時的吳中煒及曾參與過去華山周遭活動的人們(並找了姚瑞中、蔡繡如、凌宗廷等人談當時的現場,進行田野回述)。他發現2002年於華山舉行的火鼓會狀態與草原上的場景有其相似之處,但不同的是,在戒/解嚴的氛圍中,吳中煒等人所要對抗的遠比後者更為明確,而解嚴後到現在,似乎一切關於反抗的行動,最後都漸漸會被資本吸納、貼上文創化的奇怪標籤。位於展場動線尾端的《閃焰經濟學:租借烏托邦》,正是反映著這個世代在主流社會下,如何藉由搬移資源、凝聚群眾,構成另起自身價值的可能性。在展覽論述裡,孫以臻將「藝術」一詞重新校正為「以『共感』和『想像』為基礎,與他者共同生產另類知識乃至政治主體的行為」,在現下的環境中,這種無關血親,而是個體與個體間彼此共享、共產知識的創造性行動與組織方式,也許可被重新辨識為在家庭與現行體制之外,構成社會的另一種生存方式與最小共存單位。

李奎壁,《軍隊,哲學家和愛情(的背面)》展場局部,大圖輸出於歐紗根,2018。

李奎壁,《閃焰經濟學:租借烏托邦》
作品手稿,2018。



註1:2002年6月,在華山舉辦、匯集多名藝術家及演出團體參與的火鼓會被媒體指控為搖頭派對,當時中天新聞報導現場有無人照顧的棄嬰,在6月24日的公聽會與記者會中,藝術家吳中煒則帶著傳說中的棄嬰A姆到場,說明當天有許多人幫忙看顧孩子。
【相關資訊】
➢展覽名稱|最小共存單位
策展人|孫以臻
展期|2018.08.18-10.28(週三至週日,14:00-20:00)
地點|立方計劃空間 (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36巷1弄13號2樓 )
參展藝術家|王又平、李佳泓、黃奕捷、廖烜榛、李奎壁、能盛興工廠、愁城、謝升竑、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

➢紀錄片放映&映後座談|聚場Grassroots(片長約30分鐘)
導演|謝升竑
時間|2018/10/21(日)17:30開放入場;18:00 影片放映
地點|立方計劃空間(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6巷1弄13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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