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月號 - 非虛構之島 】

人世處境的人權關懷──鄭邦鎮×蘇碩斌×呂昱×黃秀華

文/蕭智帆 圖/國藝會

2018年11月25日,前一晚的島嶼剛經歷地方大選後的一夜激情,因大選而歷時數月的風雨過後,結果塵埃落定,然而,島內關於文化政治、轉型正義與人權價值等課題,或將因前一晚的大選結果而進入新的挑戰。午後的南臺灣,國藝會「臺灣書寫專案」第二場講座暨說明會,假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人世處境的人權關懷」為題,除了邀請臺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鄭邦鎮擔任主持人,同時由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黃秀華、受難者呂昱,以及現任臺文館館長的蘇碩斌擔任與談人。
白色恐怖、轉型正義與文化藝術——黃秀華的《武漢大旅社》

「人世處境的人權關懷」講座邀受難者呂昱(左起)、臺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鄭邦鎮主持、現任臺文館館長蘇碩斌、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黃秀華與談。

在這場講座,「轉型正義」成為主題軸線,穿越島嶼的終戰記憶,以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在作家的筆觸下,臺灣書寫正提供當代島嶼轉型正義的價值與意義。

黃秀華首先透過海外獨立人權運動寫作歷程、文化轉型正義,以及出版於1996年的傳記《武漢大旅社》(2017年再版《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反思島嶼轉型正義與文化改革運動的必要性。

「影響我寫作的兩大因素是我的母親和海外獨立人權運動。」回憶寫作歷程,黃秀華提及受過日本高等教育並早早便以日本文學作家為志業的母親楊薰春,幼年口傳於兄弟姊妹之間的世界文學,讓寫作在幼時的黃秀華心中埋下小小種子。此外,成年後離開臺灣前往美國留學的黃秀華,經常眼見海外國民黨特務職業學生橫行於校園之中,並以標記黑名單等方式限制侵犯海外留學生的人權自由,如此見聞讓當時的黃秀華常與海外特處發生正面衝突。然而,真正有系統的行動始於留美後期,特別在1979年,黃秀華出任「臺灣波士頓同鄉會」幹事,加上海外開始臺人聚集並有系統地對抗海外特務組織,「為抗暴而寫作」成為黃秀華在海外對抗特務政府、捍衛人權的契端。

想起2018年臺灣促轉會的「東廠事件」幾乎讓促轉會運作停擺,黃秀華認為政府應當在司法和文化方面擁有更大的魄力執行轉型正義。同時,也應當回頭反思民眾未必真正認知「轉型正義」的深層意義,黃秀華特別提到:尤其對於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迫害的年輕世代,往往難以理解過去那些曾為島嶼爭取民主而犧牲者的故事,然而這並非年輕世代的原罪,反而必須藉此反思轉型正義的教育與文化政策是否不夠徹底。黃秀華強調,透過挖掘與書寫,「臺灣書寫專案」的宗旨便是這波轉型正義運動重要的一環。

黃秀華的《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以及僅出版電子書的《滄浪之子》便是扣緊島嶼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的代表作品。前者是「史實的紀錄」,黃秀華透過發生在1959年「武漢大旅社」老闆——也就是父親黃學文、母親楊薰春等人的口述記憶挖掘資料,進而藉由書寫,控訴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政府的司法腐敗。而《滄浪之子》雖然是小說定位,卻是以當時由於父母受刑而被遺留在武漢大旅社的六名兄弟姐妹為原型所架構的作品。因此,除了書寫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黃秀華也透過自身——同時也是事件受害孤兒的角度,側面書寫受難者遺孤的故事。

對於白色恐怖,島嶼故事俯拾皆是,黃秀華期待面對歷史與人權,臺灣在文學創作之外,包括圖畫、動畫與電視電影等形式都可以參與其中,並藉由傳播讓島民重新思考當代的文化、社會與司法改革的意義,讓臺灣不再有重蹈覆徹的一天。
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解的前提:呂昱的人權普世價值
轉型正義可以促成社會和解嗎?對以呂昱為代表的白色恐怖受害者而言,轉型正義並無法直接達成社會和解,因為「社會和解必須有個前提,那叫作人權普世價值。」呂昱特別以「酒駕開車」為例,提出臺灣曾有一段時期,酒駕並未在法律懲處範圍,必須在大量由於酒駕所造成的社會悲劇後,「對酒駕進行開罰」才成為全民共識,並進而促成修法。如果將酒駕替換成過去國家暴力對人權所造成的傷害,全民集體向政府要求責任追究、追查真相等集體共識,便是介於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解之間的普世價值。

然而如何建立臺灣普世價值,亦即過去政府暴力責任如何被追究、真相又如何被追查?呂昱認為必須進入歷史、進行挖掘工程,並透過文字等形式加以呈現,而挖掘與呈現的過程便是「臺灣書寫」的範疇之一,特別在「太多的空白在那裡,卻有太少的人去尋求」背景下,臺灣書寫更趨重要。只是對於早已不存在的責任對象,我們是否可以就此「放下責任」不再追究?呂昱再次提醒,必須不斷追究才能重新設立集體對於正義價值的標準值,進而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解。

此外,呂昱特別以近期發表的短篇小說〈45號房的那一夜〉為例,藉此提供書寫的一種途徑。除了回到上世紀7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時代背景,小說〈45號房的那一夜〉藉由同住在景美警總監獄四十五號房的五名受刑人刑案,呈現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五種典型的受刑人背景。然而除了時空背景與人物劇情,呂昱提醒其中的「How:解決之道」將被視為白色恐怖之所以被書寫的重要意義,而這也是書寫的主要目的。轉型正義對我們而言並非洪水猛獸,而是勇敢面對過去,承認過去國家暴力的錯誤,唯有勇敢的面對過去,我們才能再

呂昱認為,必須不斷追究才能重新設立集體對於正義價值的標準值,進而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解。

世代戰爭記憶的交流:蘇碩斌與《終戰那一天》

主持人鄭邦鎮引用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所言:「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熱情的人們。」

由蘇碩斌策劃的《終戰那一天》出版於2017年底,作者群為平均近三十歲的臺大臺文所博碩士生。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敗戰為故事結局,透過不同的主角背景而分為「前線」、「後方」、「外圍」3大部分,藉此側面書寫戰爭時期的臺灣面貌。

蘇碩斌特別提到,《終戰那一天》的書寫契機來自自身與年輕世代對戰爭記憶的存疑:「我們在討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發現歷史曾經被刻意壓抑過。」於是挖掘與書寫成為重新認識歷史的方式,只是在挖掘過程中,蘇碩斌及這群年輕學者發現「留存的印記未必是一手史料,而是透過文學材料重新建立歷史。」因此,如果藉由文學書寫歷史,由於先天資料的虛構性必將無法達到原先所設定的歷史再現,於是在過程中選擇退而求其次:透過文學交換生命經驗,而這也是書寫初始從未想像的意外收穫。

「一個20幾歲的孩子如果可以透過一個8、90歲老人家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以及史料,重新讓他的生命經驗與老人家交流,以及與同輩交流,那是可貴的生命經驗。」蘇碩斌提到在出版過後,作者群的意外收到來自同輩的經驗交流,這群年青作者身邊大量出現「有類似經驗的祖父或叔公」,那些以往被視為拒絕跟當代——實際上是無法在戰後言語的長者記憶,透過新世代的筆觸與視角,藉由書寫而再現。只是這種再現視角也由於史觀的差異而曾遭受過公開批評。
在書寫過程,誠如歌手伍佰在歌曲〈空襲警報〉中所描述的:「對你的了解怎麼那麼少。」面對戰爭記憶,島嶼世代由於殊異史觀而長期難以對話,於是新世代必須透過史料與文學重新進入歷史,甚至重新翻轉戰後教育中的「八年抗戰」,這種對歷史的重新爬梳與整理則被蘇碩斌認為是當代「轉型正義」在歷史挖掘的重要一環,不僅是為了書寫,「我們必須真正地理解歷史才能繼續往前走。」

在書寫概念上,相較「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蘇碩斌提出與文學更為靠近的「創意性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其認為後者擁有更大的空間與彈性書寫歷史。在「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基礎下,蘇碩斌認為這些歷史在被書寫的當下便擁有特定史觀,特別在修辭布局後,所有的歷史書寫本身更擁有特定觀點,因而「歷史本身就是文學,歷史再怎麼書寫都是文學」,創意性非虛構寫作便是作者打破文學與歷史的隔閡,透過修辭布局進行寫作。因此,創意性非虛構寫作擁有更大的空間得以透過書寫重新調度歷史。

在寫作技巧上,從各章人物角色的主從關係設定、人稱視角與觀點的統一,來到下筆的那一刻,蘇碩斌特別強調:「盡量讓主角講故事,而不是用敘事者來講故事」,故事將因而動人而得以被閱讀,而歷史也因此而得以被看見。

臺灣書寫與轉型正義之必須

講座最後,主持人鄭邦鎮特別引用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所言:「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熱情的人們。」並認為當代臺灣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書寫扮演極為重要角色,尤其1988年出生的年輕世代如何理解1928年島嶼故事及歷程,這也是當代臺灣書寫的重要課題。最後,鄭邦鎮以描述屏東白色恐怖的林剪雲作品「判之三部曲」為例,認為「臺灣需要更多的林剪雲」,臺灣故事需要有更多人投入書寫工程。

蘇碩斌策畫《終戰那一天》的契機來自自身與年輕世代對戰爭記憶的存疑:「我們在討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發現歷史曾經被刻意壓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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