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月號 - 紀錄片新力崛起 】

在邊緣者的共生家園尋回信仰之愛──專訪《希伯崙》導演劉漢妮

文/張子午

劉漢妮從來沒有想到,原只是想拍出自己作品的單純願望,成了她人生的轉捩點。大多數擷取完故事素材的紀錄者,作品完成後就離開田野,她卻逸出人生軌道,走進攝影機視框之後,與被攝者一同展開新生活。

劉漢妮(右)回到片中被攝者
主要活動的公共區域,
與擔任照顧者角色的大哥
交談住民近況。(圖文:張子午)

牧師陳公亮於2001年創立「希伯崙共生家園」,位在桃園楊梅工業區旁的社區大樓住宅內,多年來接納了成千上百名在主流社會生存不下去的邊緣人,逐漸建構出一種共生、互助的模式,在外面背負著各式各樣標籤的毒癮者、黑道、酒家女、精神病患、遊民⋯⋯在這裡自己做麵包、開餐廳、維修二手家具、上山種菜,找到存在的價值,甚至彼此結婚建立家庭、生養的後代,從小在家園內由成員負責教育,猶如自給自足的烏托邦。

「剛開始來到這裡真的好像在逛動物園,卻慢慢地發現,那些主流社會害怕的、沒辦法接近的『凶神惡煞』,在裡面竟然混在一起沒問題!」劉漢妮說。

身為基督徒的她,以前就聽聞過陳公亮以及希伯崙的事蹟,隱約知道這位行事風格充滿爭議的牧師,被主流基督教界視為「異端」,2014年,更爆發挪用協會資金的醜聞,被檢察官羈押、偵辦並以業務侵占罪名起訴。

脫去框架 讓素樸的真實說話
苦於尋思紀錄片題材的劉漢妮,在這個希伯崙看似要瓦解的時間點,帶著獵奇心態,進到裡面看看,當帶頭的被抓,裡面到底會亂成什麼樣子。大出她意料之外,甫從看守所待了一個多月被放出來的陳公亮,與妻子依然鏗鏘有力地唱詩講道,旁徵博引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思潮,發表批判社會亂象的宏論,完全看不出任何異狀,並且敞開大門,讓劉漢妮自由進入拍攝。

當時還在上班的劉漢妮每每利用自己的休假時間,住進裡面一同吃飯、睡覺、聚會,一年的蹲點期間,謹慎地觀察牧師的一言一行,同時打開攝影機,記錄下在裡面生活的人的真實面貌。

「我不想再說一個多勵志的故事,也不想要著墨他們的過去、如何變好,不要再說這個人以前吸毒,因為耶穌的愛所以不吸了⋯⋯一開始就決定不訪談,電影裡面看到的每顆鏡頭,都不是我設計的,常常就把攝影機放在那裡,人走過來,自然就拍進去。」劉漢妮強調。

有意識地避開既定印象與預設觀點,讓人物與環境「自己說話」,呈現他們自身素樸的面貌,如此做法,並非來自對於影像理論的鑽研或大師名作的影響,而是因為在她工作近十年的電視台裡,製作的節目都在千篇一律的感人、勵志框架下,被「再現」出來。劉漢妮對此已感到厭倦。

但在信仰的追求上,她同時遭遇到極大的困惑。

「由於個人深刻跟上帝的經歷,我從不懷疑上帝存在,也從頭到尾都沒有打算要離開這個信仰,但常覺得自己的思考和一般基督徒格格不入,一直會覺得,是不是錯的人是我?雖然教會的人都很好,青少年都很健康,卻一直沒辦法融入。信仰好像只是讓我們拿到一種優越感、不同的身份,卻只是在一個安全、無害、健康的環境裡面認識一些良善的人,卻與實踐《聖經》裡所謂真正的愛、生命的成長,有一大段距離。例如教會常會對很多事情『分類』,其實很多信徒是因為恐懼才遵守,動不動就是去討論這個不行、那個不行,表面上說是要保護我,其實對我來講,是沒有愛。」

劉漢妮(右)與家園內一位精障者合影,片中記錄下她結婚的過程,如今已有一子。

交叉支持的生態系 打破二元對立

牧師陳公亮(左)與導演劉漢妮。

教會裡瀰漫著教條化的形式主義,如同工作上僵化的影像風格與內容,使得她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已到了臨界點,這時候剛好走進希伯崙,猶如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

「或許這不全然是宗教的問題,而是這個世界給人帶來的價值觀就是這樣。我在想要怎麼樣跳脫這樣子的思考,後來覺得就是直接拍他們的生活,也不要多講,讓大家自己看,想讓大家感受到,這是一種有可能成立的生存方式。」劉漢妮說。

然而,意義都是「事後」才發現的。

幾乎是一人作業的情況下,她忙於拍攝下所有日常生活的細節,沒預設任何立場,看到什麼就隨機拍什麼,無暇思索關於影像意義的問題。到了後製階段,也幾乎是親自剪接,在看帶、組織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個看似斷片的畫面,具體浮現牧師所說的「奧祕」。

在八大行業打滾多年的大姊大,滿口檳榔、菸不離手,卻有顆仗義之心,樂於捲起袖子幫重症者把屎把尿,並能治得住過去浪跡江湖的老男人;每天不停掃地的強迫症患者,因為反常的舉止,難以被任何團體接納,在這裡卻能發揮特質,幫家園清潔環境;渾身散發草莽氣息的前科犯,不加修飾的大剌剌表達方式,能有效將訊息傳達給難以溝通的精神病患,並帶動他們從重複勞動中獲得近乎職能復健的效果。

正常/異常、健康/失能、照顧者/被照顧者⋯⋯種種社會中理所當然的二元對立關係被打破,希伯崙的住民,如一顆顆不起眼的頑石,彼此平等地磨礪著,形成某種交叉支持的生態。在這個體制外的小社會裡,劉漢妮彷彿看見在主流教會遍尋不著的愛,在這些最窮乏殘缺的生命中實踐出來。

「不是用倫理、社會道德觀判斷,而是一個確切的事實,可以讓活不下去的人活下來,找到想都沒想過的人生尊嚴、自我價值,丟到外面就什麼都不是,可是到裡面就什麼都是。」劉漢妮強調。

影片結束的地方 新的人生正開始

如何跟被攝者/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永遠都是紀實作品首要突破的關鍵。隨著劉漢妮愈加頻繁來到希伯崙,被攝的住民與帶著攝影機的導演,發現彼此來自不同背景的隔閡很快就消失無蹤,「這裡以往也曾被報導過,他們覺得我好像跟一般媒體不一樣,是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其中一位大姐常講:『妮妮我覺得妳跟別人都不一樣』。為了融入,有時甚至會買菸買檳榔孝敬他們,一起抽菸、喝酒,使得他們覺得我好像沒什麼偏見,樂意在攝影機前展現自然的一面,講自己的事不會害羞。」

由於題材的特殊性,影片完成繳交給國藝會後,補助評審委員對紀錄片中出現的人物是否在自主決定的情況下,同意被拍攝並公開播映感到疑慮,為此劉漢妮特別回到希伯崙取得每位被攝者的同意書,不識字的阿Min,也錄影存證大姊頭替他代簽的過程。

「他們說,被妳拍是『無怨無悔』,我很感動,沒想到被攝者都這麼相信我,有兩年的過年都一起過,在這裡很自在,講話也不需要東躲西藏,什麼都可講,不用像上班一樣跟別人演來演去,沒有任何包袱,大家一樣爛,牧師說,這裡不要有祕密,什麼人他都接受。」

相較於住民們立體的樣貌、所形塑出的獨特共生文化,整部片對於陳公亮這個人並未深入著墨,僅像串場的角色,淺淺地連結起數段希伯崙內的人生故事。

牧師陳公亮(右)的孫子由家園內的精障少女照顧。

一位曾住過遊民收容中心的婦女
向劉漢妮(左)分享過往經歷。

然而,對於現在的她而言,作品的成就與否已經不是這麼重要。

「拍片一開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可是這種東西好像追求不完,雖幸運入圍台北電影節,可是高興都只是一下子,並不會為我帶來長久的快樂,拍到後來,發現人為何常會感到很痛苦,抱怨現實,因為太多焦點放自己身上。而我看見這裡有些人,真心地為別人付出,不都是怪怪的,也有正常人,困惑於人生價值,住下來就不走了。為什麼人家願意這麼做?我每天為了上班打轉,領著死薪水,職場上勾心鬥角的種種,都讓我覺得很沒意思,解套方法是什麼?於是我決定進去裡面,跟他們一起生活看看。」
▲《希伯崙》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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