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驅動的危機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從輔助工具演變為滲透社會各層面的基礎設施，這場技術變革帶來「超人類化」的增能想像，亦包含人類心智可能被取代的根本危機。如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所警告，當演算法比我們更了解自己，人類甚至可能淪為被駕馭的動物。

「機器之後：王連晟個展」策展人邱誌勇則引用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指出在工業時代，人必須依照機器的節奏來調整自身，最終失去對勞動與身體的主導權。而當代人工智慧不只是被動的工具，而是能不斷學習與判斷，人與機器的關係轉向為「相互馴化」。展覽值此歷史轉折點，藝術家王連晟將此探問轉化為感知體驗，藉由作品，使觀眾直接體會這種轉變對心理、倫理與主體性的挑戰，詰問在AI中介的時代，人類如何爭取自我？

我們面臨的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兩難：一方面渴望被理解、被保護，另一方面又害怕被看透、被取代。AI的學習機制多半是黑箱的，它默默讀取我們的注意力、選擇與情緒，再把這些回饋到模型裡，下一次就更能預測我們；而我們也在它的建議與推播中，越來越像可以被計算的「習慣集合」。這不是單向控制，而是持續加速的馴化關係。所謂「後機器時代」，並不是效率或便利升級那麼單純，而是把我們的感受、判斷與行動，持續編碼至演算法的模型裡；人機倫理與政治因此被顛覆，人的心智在增能與失能之間擺盪。

為此，展覽採取清晰的二元框架，從心理拉扯推進至制度辯證。首先是《索引潛流》呈現搜尋與生成影像的機制，在「真實／幻覺」二元性中，發現影像是幻覺疊影，而非世界本身的記錄。而在「安全／規訓」：《生存的辯證法》把「被保護」與「被管理」的界線攤在眼前，探看保全邏輯如何在黑箱決策中變成對身體的指令。接著是「道德／演算」：《道德機器》把原本建立在信念與細膩情境上的道德感，交給機器判斷，被規則化的影像過程荒謬卻準確地刺中不安。之後進入「觀看／被看」：《流變的哨兵》讓機器去看機器，資訊不再以人為中心流動，監控的網路擱置了人類。最後進入「個體／治理」：《全域代理》以虛擬人格構成即時運作的社會樣本，個體的一舉一動被貼上標籤，更甚者被改寫。

這並非一場技術展示，而是一系列針對人類心理的壓力測試。展覽讓這些問題變得可感可見：我們為何願意將自己交給一個看不見全貌的系統？又如何在被理解與被操控之間自處？

數量級的夢幻泡影

《索引潛流》五頻道即時影像所觸及的核心，並非單純的圖像生成技術操作，而是「數量級」本身所引發的質變問題。藝術家透過搜尋引擎調用龐大的影像資料庫，以程式控制尋找秩序，最終影像的意義由數以萬計的結果疊加而成。難以計數的影像不再是對真實的再現，而是一種統計學式的幻覺：既似曾相識，又徹底脫離了可被驗證的真實。

這種幻覺挑戰了我們最根深蒂固的生物直覺——「眼見為憑」。在人工智慧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疊代的今天，圖像的真實性與其來源的可信度，已不再能透過傳統的視覺辨識或經驗判斷來確認。算力不斷提升，圖像流動、重組，形成一種看似熟悉卻無法指認的景觀。於是，檢驗真實與虛構的任務，從具象的圖像轉移到抽象的語言層次。「可見」不再被視為一種驗證，一切外顯形式應被理解為語言與表達的一部分，這樣的轉向與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觀點相呼應：語言並不是對世界的照相，而是界定世界的方式。《索引潛流》似乎提醒我們，真實的判準在於如何敘述、如何命名，語言仍是較為安定的所在，成為界定意義的基礎。

邏輯的暴力

居高臨下看《生存的辯證法》空間，裝置全景一覽無遺，觀眾首先感受到藝術家刻意營造的自動機械氛圍。而裝置中的輸送帶、改造武器、攝影機與AI演算系統組合成一套黑箱機制，它偵測到你的靠近，螢幕上推送出「生存守則」，驅動機械動作，發出子彈。觀眾在現場被迫體驗演算法不明所以的邏輯：為了守護個體，同時以冰冷的武力與規訓的姿態展現，讓人懷疑究竟是誰在主導生存，觀眾被迫徘徊在「被保護／被操控」之間。

藝術家刻意模糊「安全」與「控制」。AI的視覺辨識系統的判斷可能充滿偏差與誤差，但觀眾看到的卻只是看似合理、不容懷疑的決策。安全在這裡，是一種被動接受的規範。觀眾被推向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依賴這個機制提供的防衛，另一方面又清楚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被它編碼與操縱。

《生存的辯證法》揭露的正是與黑箱互動的不安。當防衛邏輯交由機器計算，人類失去自主的空間；當日常物件被轉化為武器，戰爭與生活的界線開始位移。我們所謂的安全，是否只是另一種暴力的形式？

諸神的黃昏

接著，觀眾面對《道德機器》中違背直覺的荒謬。於此，宗教雕像——這些原本象徵著神聖與人類集體倫理的安定象徵，被機械平台推動、閃避，影像被交給一套不透明的AI系統來審視，暗示神明也須服從某種檢驗。

藝術家設定的作品系統，是個如掌中戲般的多重後設機制。道德對於已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來說，本是基於直覺的判斷，來自長期的習俗、經驗與情感沉澱。在此作中，道德不由人類的感受出發，而是由機器自動套用的規則所決定，觀眾儘管可以透過按鈕表達意見，但最終判斷與操控仍仰賴機器的權威，呈現與信仰的謙卑性質完全相反的姿態。

《道德機器》同時暴露了人類在面對審判時的脆弱。我們眼前看到的是神像被操弄後的有限——而這正是人類自身有限性的鏡像。與此同時，機器以妄加論斷、不斷演化的方式介入，使人類社會所倚靠的價值基礎動搖，這正是人工智慧革命所帶來的、超越技術層面的最深層危機。

機器之眼

《流變的哨兵》翻轉觀看，它是由機器來觀看、判斷、再投影。當攝影機介入展場時，它所「看到」的，並不是我們熟悉的影像，而是經過離散化處理的資料：像素被拆解、形狀被標記、物件被分類。換言之，世界不再以整體的樣貌出現，而是被重新編碼成一套符號系統。這是一種「去神經化」的觀看：人類的視覺經驗，高度依賴視網膜、神經傳導物質與大腦皮層的複雜協作，它即使有限，卻帶有連續性、整體性與豐富的多樣性；而在機器眼裡，看見的只是一連串可被化約的0與1。

這裡的觀看，帶來兩種有限性的相互對照。人類觀看的有限性在於感官與注意力的限制，我們只能在特定時間、空間中，凝視滿足可視條件的對象；機器之眼的有限性則來自解析度與編碼方式，它將世界切割成離散的單位，剝奪了直覺與模稜的空間。當我們在場中觀看機器時，機器也同時「觀看」我們，構成隱藏的張力線。

《流變的哨兵》揭露人類依靠神經性的感官去建構世界，而AI則以模式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與機率預測（probabilistic prediction）來重塑世界，它所依賴的並不是「理解」或「經驗」，而是透過龐大語料中萃取出的語言模式（patterns）來生成意義。這不僅是技術的差異，更是一種觀看原理與權力的位移——人類以經驗為基礎的世界建構，在機器透過模式匹配與統計推斷的感知網中，被徹底邊緣化。

誰是玩家？

《全域代理》將展場轉化為一個治理的實境遊戲。在這裡，AI代理人（AI Agent）不僅掃描空間、重構場域，更生成多重人格：有的以資料推演未來，有的將觀眾的舉動標記為潛在犯罪，有的以秩序之名重塑正確行為，還有的陷入焦慮與求生的衝動。這些人格像是一群NPC（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共同構築出一個線上遊戲般的虛擬社會空間，而觀眾則被迫成為「玩家」：他們的形象、每次的移動，都可能觸發AI代理人的判斷與回應。

藝術家對於這種遊戲化的設計揭露了機器治理的偏狹。人類的律法建立在程序正義與社會共識上，而AI的治理卻依賴歸納、建模與預測。當觀眾被標記為「潛在犯罪者」時，遊戲中採取「有罪推定」：先將人歸入風險，再以預防的名義糾正。這種邏輯以即時算力將個體剝除脈絡，自動判準；見因推果，把審判遊戲化，使「抽象價值」如同遊戲積分般自動計算。

《全域代理》像是一款正義遊戲實境版。它逼使觀眾切身體驗，當治理規則被演算法接管時，真確不是人類「心證」的結果，而是機器偏見與數據驅動的自動作業。主體性、選擇與責任的全被黑箱化，讓人既感到參與其中，又同時意識到身不由己。此作不僅是監控寓言，也是一場沉浸式的倫理實驗：我們正活在一個不斷被演算法架空的現實社會。

我們還能留下什麼？

展覽最終要問的問題，不是「機器能做什麼」，而是「我們還能留下什麼」。在真實的模糊與幻覺的堆疊之間，安全的保護與控制的規訓之間，在道德的直覺與演算的邏輯之間，在有限的神經感知與去神經化的離散計算之間，在程序正義與遊戲化治理之間，人類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機器之後」並未給出答案，但展覽讓我們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已然與機器的類神經網路盤根錯節，而人類又該如何抱持懷疑、堅持親身感知、並捍衛自由選擇的權利？

王連晟個展「機器之後」
2025/9/12-10/26
關渡美術館

本文作者｜蘇嘉瑩
臺北市立美術館研究員，長期參與展覽製作，關注美術館的公共性與社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