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家裡至少需要一個男人，小孩沒有爸爸怎麼長大？
女人：（對著男人）爸爸只會讓女人墮胎。

7月4日的週五晚上，由鄧九雲編導的《正常父母》於西門紅樓讀劇演出，羅北安飾演男人，王琄飾演女人。這場獨幕劇，非常滑順且鬼魅，在羅北安氣盛的說出上述那句台詞的時候，王琄仿擬女兒的口氣，略帶哽咽地說出那句話——「爸爸只會讓女人墮胎。」——彷彿講話的人不是妻子，不是女兒，甚至不是伴侶，就僅只是個「女人」。

看到那一幕，我倒抽一口氣，且幾乎就一直噎著那口氣。直到此刻，8月之際，我才覺得我能冷靜一點回過頭來談那次的讀劇，來談《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這本書。

書寫者的資格論

《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是由作家吳曉樂主編，並與游擊文化合作，除收錄小說、詩、劇本之外，也放入法律、史料以及醫學觀點，亦包含採訪了13位人工流產經驗者的報導文學作品。若用稍微輕鬆的方式來說，本書在我看來，像是一本人工流產的百科全書，盡可能方方面面照顧到探觸到這個議題之人。

但「那些人」到底是誰呢？

吳曉樂在開篇導讀最末，寫下這一段話：「最後，我以為我有必要事前做出一些聲明。我本人不具有人工流產的經驗。即使我近年對『身分政治』這個大單元抱持諸多困惑跟躊躇，且，作為一個文字創作者，我偶爾這樣執行我的工作：透過敘事的『嫁接』，讓生長於不同基壤的個體，在精神上發展出同情共感的願意。但，這一回，我久違地有了顧忌：我有資格轉述這些人嗎？」

我想這不僅只是在面對人工流產的議題時會有的疑問，多數報導文學工作者，都曾經說過他們在面對書籍出版以後的困惑，如《移工怎麼都在直播》的作者江婉琦曾經在上Podcast節目《違章女生lalaLand》時提及這樣的擔憂，「這樣的我們」能否為「他們」說話？通常將人生分為「我」與「他」，目的都在於切割，那是反面的擔憂。可是，例如江婉琦那樣的作者，或者是吳曉樂所說的「顧忌」，都帶著一種更謹慎的態度，那像是他們披荊斬棘，也只能為人帶來那些傷痛的冰山一角，若作為讀者的我們被觸及，那必須要知道，冰川底下還藏著什麼。

那些謹慎、顧忌，當然與文中所提到的資格有關。而資格論是千古不變的討論——例如異性戀能否寫好同志題材的作品，台灣人能否明白移工的生存條件，從未有過人工流產經驗的作者能多深入理解經驗者的狀態？

這種事情我太懂了，因為很多年前，我也認為我是那個「沒有資格的人」。

從《陰道獨白》到《拾蒂》

2015年，我因緣際會與勵馨基金會合作，展開台灣版《陰道獨白》的劇本書寫計畫。在此之前，勵馨已連續十年進行《陰道獨白》的演出活動，由當時的執行長紀惠容領軍，每年謝幕的時候，紀惠容都說：「我們會演到暴力終止的那一天。」台下觀眾聞之，掌聲如雷，但不確定大家鼓掌是對於「終止」兩個字有十足的信心，又或者是知道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總而言之，在那幾年的情感推使之下，紀惠容與團隊渴望不再只是用國外的讀劇劇本，而能發展台灣自身的女性故事。

當時得知這個計畫的時候，與其說我對自己的文字有信心，倒不如說我對於勵馨基金會行之有年的服務結構有十足的信心。他們有明確的執行路徑，自2015年開始，每年暑假會為我安排數場採訪，對象是他們所輔導的個案，當然雙方都是明確知道採訪目的，但為求謹慎起見，訪談者仍是以專業輔導員執行，作為執筆者，我會在一旁記錄，適時發問，但多數時候僅只是安靜聆聽。

只是聆聽而已，為什麼這麼痛苦？

必須強調的是，當時我25歲，所有關於女性主義的知識都是從書裡學來的，我閱讀過大量的影視文本，也不是戀愛經驗全無的女孩子。可是，當那樣的我日復一日泡在訪談的小房間中，偶爾，紀惠容帶著我去更遠的地方進行採訪，聽到的關鍵字，像是：強暴，雛妓，刺青，疼痛，流血……。我幾乎無法多想，潛意識地在腦中開啟一個防衛意識——我需要裝得比平常更堅強、更專業，不可以被嚇倒，眼前這些人都沒有流下任何一滴眼淚，我也不能哭，我不能比她更脆弱，我不能。

那時期，我對於自己「平順到幸運」的人生產生強大的負罪感。所以變得越來越安靜。輔導員結束訪問以後，會轉過身問我：「有沒有問題？」起先，我會說沒有，後來，我連張口都不行，只是搖搖頭。我住在宜蘭，每次在台北的訪談結束都是搭著客運回家，窩在客運的窗邊哭，哭得很小聲，很怕吵到人。

我沒有資格寫這些人的事情，我沒有資格。我一面這樣跟自己說。另外一面，我又會鼓勵自己：我必須寫下來，我必須讓大家知道這些事情確實存在。

這樣的掙扎、循環，持續了很多年。

陪他／她久一點

我後來明白，一個走到夠深的地方、採集田野資料的寫作者，最終都會成為田野的一部分。

如今，與其談論我個人是怎麼從那個循環、如何從那種「資格論」的命題中脫身，今日我更希望繞回來談報導文學與寫作者之間的關係，且容我引用我所仰慕的作家、學者顧玉玲的一段話——

2022年顧玉玲出版小說《餘地》，那是一部描述台灣歷史傷痕的長篇小說，不過整部作品讀起來相對輕盈，且幾無強烈的批判，採訪她時我問起這件事情，她說小說筆觸之輕，乃是刻意為之，「寫得太重的東西，容易讓讀者覺得與自己無關。」

可是，「現場」多半很重很黑啊，而寫作之人畢竟正眼凝視過那些深沉的黑，以至於提筆書寫的時候總想火力全開把黑黝黝的東西全部展現在明亮的地方。顧玉玲在北藝大教書的時候，她說學生面對採訪者的傷痕也是如此，很痛很多傷，因此，寫下的東西若不是太過正向積極，就是太深沉憤恨。

「否則，我們還能怎麼辦呢？」學生曾經這麼問過她。

顧玉玲轉述這句話的時候，我的心也跳得很快，那句怎麼辦，是我在很多場合都在內心號哭的一句疑問。顧玉玲最後的回答說得很慢、很明確，她說：「也許，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用急著替對方鑿出一個光，而是陪伴他在黑暗裡多待一會兒。」

陪伴對方在黑暗裡多待一會兒。

對我來說，《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也是這樣的作品。本書不只是安安靜靜的出版而已，包括7月初結束的讀劇、台北台中高雄的巡迴展覽，乃至網路中播放的訪談音檔，以及持續長達幾個月、與書中作家合作的對談活動。本書主動而有意識地希望走到更多地方，積極地靠近所有對這個議題感興趣、不感興趣，或者「不敢」有興趣的人。

一直這樣深入、浸透的結果，就會抵達那一句聽起來像是廢話的真理：「沒有人是旁觀者。」

妳有墮胎過嗎？

沒有人工流產經驗的吳曉樂，在書中寫道，北上念書前母親曾經切切提醒：「……你如果還是不小心懷孕了，你一定要告訴我……我出社會以後，常聽到女人懷了孕，不敢跟家人講，男人又不可靠，只好一個人跑去處理。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你身上，我會很難過。」

讀到這一段話的時候，王琄念出那句台詞的聲音再度出現：「爸爸只會讓女人墮胎。」聲音很輕很輕。看起來像是鏗鏘有力的控訴，但其實連控訴的力氣都沒有，就只是一句靜靜的事實。

很多時候，這樣的書籍問世那一刻，各種關於女權的議題又會開始蓋歪大樓，連讀都沒有讀過的人，總能最盛氣凌人的說，女生又再寫一本充滿怒氣的書了。偏偏，真的能夠生氣就好了，只是為什麼無論是小說裡的角色、詩中的縫隙，乃至13位受訪者……都是習慣安靜太久太久的人，以至於首次開口，會像是第一次學說話的人那樣，還找不到講話的力氣，只能試著把話講出。

試著把話講出，就像是我2019年準備去醫院催生那一天的心情。

因懷孕41週孩子還無動靜，我和先生選定某一日到醫院進行催生，早上7點半至中心報到，我挺著大肚了寫下很多同意資料，在各種「是／否」之間簽名。問到最後一張，護理人員「貼心地」請我先生到催生室整理行李，留我一個人在櫃檯，並且靠在我耳邊，小小聲地問：「妳有墮胎過嗎？」

那是一句例行性的問題，但是對方實在太小心翼翼，甚至戒慎恐懼，我幾乎能夠想像，過去因為這個問題引發的家庭革命有多少。雖然，那個問題我應該不假思索地回答，但我仍然想了十秒。那十秒間，我腦袋滑過很多事情。

妳有墮胎過嗎？

國中的課堂上，一個新來的科任老師曾經為她的學生說明貞節的可貴，她說第一次一定要留給最心愛的人，除此之外，不容我們再發問了。

更大一點，妳走進教師辦公室無意間看到老師沒收學生的手機，兩名老師正在確認手機的內容，滑到一份Ａ片音檔，兩人就那樣大剌剌的品頭論足起來，妳人就站在旁邊，不知道該當作沒看到，還是要裝模作樣地與他們搭話。

再大一點，總是會遇到有個人以非常溫柔的聲線對妳說：「懷孕沒有那麼容易，算對時間的話不戴保險套也沒有關係。」妳以為那種溫柔就是愛，直到月經遲來60天以後，妳告知對方的結果是，對方要妳一個人去便利商店買驗孕紙，最後再大聲的揶揄妳：「看吧，就愛自己嚇自己。」

妳以為那些都是常態，所以妳知道墮胎與否，跟自己的良善與否沒有關係，純粹是機運問題。以至於，結婚五年以後，真的發現自己懷孕了，妳不知所措地告訴先生，而那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有個人真真切切的詢問妳：「要當爸爸了我很開心，可是妳想生嗎？這是妳的身體，如果妳真的非常非常難受，我會以妳為主。」

十秒可以滑過的事情就是那麼多。
然後，我抬頭跟護理師說，沒有，我沒有墮胎過。

我知道那一句回答，有多幸運。以至於更多年以後，讀到《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我不再是那個因為幸運「逃過」什麼而莫名背上負罪感的人。畢竟，光是能夠生在這本書出版的年代，對我來說，也是幸運的理由之一。所以我要讀，也想能夠讓更多人讀到。

希望更久以後，那個問句不必探問地那麼畏懼謹慎。
希望不久以後，台灣能夠出現更多「以妳為主」的選擇權利。

至於，在那天抵達之前，我想在這本書裡，再多待一會兒。

《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台灣首部人工流產文集》
2025
游擊文化

本文作者｜郝妮爾
宜蘭人，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負責人。出版散文集《我家，或隔壁》、《去你媽的世界》，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勵馨基金會劇本《拾蒂》。創作範疇橫跨散文、小說、劇本、童話；同時耕耘評論與採訪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