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澱十年，「思索來時路，嗩以絲路」（The Way Back）¹終於在2024年啟程。我揹著樂器，循著千年前張騫西行的足跡，踏上絲綢之路，探尋嗩吶的源頭。這是一趟既夢幻又殘酷的旅程——樂器未必奏出新聲，腦中卻早已轟然作響。

音樂，不只是音樂，而是文化、宗教、經濟與政治等多重脈絡的交織。我將自己置身其中，透過樂音、沉默與凝視，試圖從日常生活中理解音樂的本質；並以創作為媒介，觸摸這片土地上的矛盾、創傷與微光。

我回到嗩吶的發源地波斯，走進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宏偉遺跡，感受伊斯蘭建築的繁複巧思，也目睹了經濟制裁、網路審查與戰爭陰影下，政教合一所帶來的種種壓迫。

我穿越高加索三小國之一的亞美尼亞，遙望諾亞方舟曾經停泊的亞拉拉特山（Mt. Ararat），沉浸於千年修道院的神聖氛圍，同時感受到鄰國衝突升溫的緊張，以及種族滅絕所留下的歷史悲傷。

我來到熱情好客的土耳其，乘船穿越連接歐亞的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沉醉於神祕的蘇菲旋轉（Whirling Dervishes）；也造訪顛沛流離的庫德族（Kurds），聆聽他們如何在夾縫中尋求生存。

我飛往地中海小島賽普勒斯，徜徉在湛藍海灣，穿越世界上唯一分裂為南北兩區的首都尼柯西亞（Nicosia），步入因領土紛爭而被遺棄50年的鬼城瓦羅莎（Varosha）。²

我抵達神話擁抱的希臘，登上雅典衛城眺望愛琴海，於壯麗的埃皮達魯斯劇場間漫步想像。然而，也無奈送別被迫冒險偷渡的難民朋友。

這段不長不短的旅程，肩頭揹著滿滿樂器，腦海翻湧萬千思緒，心頭擔著沉重的故事，暫時回家了。若只是選擇當個快樂觀光客，這些國家確實美麗，人民也極其友善，絕對值得造訪；但我選擇了進一步深入感受、體驗與思考。

有些事情，看見與不看見，由自己選擇。

錄音帶的AB面：什麼是真實？

「戰爭、石油、面紗。」這些，是大多數台灣人對中東世界僅存的幾個關鍵字。在台灣，我們接收到的資訊，有九成以上來自西方視角，一般人對中東的印象模糊、片面，甚至是一片空白。

1979年，伊朗政權劇變，親西方的巴勒維王朝（Pahlavi Dynasty，1925–1979）被推翻，流亡海外15年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接掌政權，將伊朗「伊斯蘭化」、「政教合一」，並推動一系列強烈反西方的政策。在德黑蘭市中心，曾是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建築，如今搖身一變成為「美國間諜巢穴博物館」（U.S. Den of Espionage Museum）。圍牆上，色彩鮮明的壁畫諷刺美國領導人；館內牆面，掛滿譴責美方訓練恐怖份子、輸出戰爭的政治海報，強烈得令人無法忽視。

2024年4月19日，以色列飛彈攻擊伊朗那天，我正準備從葉里溫飛回德黑蘭。

清晨醒來，手機跳出幾十通來自台灣的未接來電與訊息——

「你還好嗎？聽說戰爭開打了！」
「你在哪裡？快聯絡我！」
「留得青山在，別做研究了，快回台灣！」
「趕快飛去別的地方！去哪都比伊朗安全！」
「快去超市備好食物和水，躲起來！」
……

當天凌晨5:23，以色列對伊斯法罕附近的核設施發動攻擊，伊朗隨即關閉領空，一架架航班被取消。背包客棧裡，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者圍著電視焦急討論，準備依據情勢更改行程。國際新聞及台灣媒體則刊出斗大標題：

——以色列發射飛彈攻擊伊朗——

幸運的是，機場在下午14:00重新開放。我搭上原定15:30的班機，返回德黑蘭。台灣的朋友知道後，只說了一句：「你瘋了嗎？簡直是找死。」

說不怕是騙人的。

腦中瞬間閃過千百個念頭——到底危不危險？網路上的資訊可信嗎？當地朋友還好嗎？如果真的爆發戰爭，我出得去嗎？台灣連駐伊朗代表處都沒有，我該怎麼尋求協助？若機場再次關閉，要改走陸路嗎？若真的受傷、語言不通怎麼辦？若網路被切斷，該如何與家人聯繫？如果一切最壞的情況發生⋯⋯

而伊朗朋友的反應則分成兩派——焦慮派：擔心戰爭擴大，小孩的未來堪憂。麻痺派：雲淡風輕地說：「這只是兩邊政府為了面子在作秀。一點事情都沒有，放心來玩吧！」

旅遊平台上則湧現上千則詢問「伊朗是否安全」的貼文與評論，從左派到右派、從樂觀到恐慌，光譜極廣。

而我內心有個聲音浮現：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不再只是站在玻璃外圍旁觀，不再接收二手資訊，
而是用自己的雙眼、雙腳，親身體驗，
看清這片土地真正的樣貌。

最終，4月19日的實際情況是：以色列無人機攻擊伊斯法罕附近的軍事設施，全數在空中被伊朗防禦系統攔截，無人傷亡。當地生活一切如常。

我很慶幸自己選擇回去。

否則，我可能永遠不會再踏上伊朗的土地，而腦中對這個國家的印象，也就只剩：

飛彈、戰爭、危險。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什麼都不行，什麼都可以

「我能在街頭來一場快閃演出嗎？」
「你是外國人應該不會有事——但勸你別冒險。」

先不說身為女性，一路上防護罩必須開好開滿。在台灣長大，很多事情是我沒想過，也從來不需要去思考的：服裝儀容檢查、信用卡刷不了、社交平台封鎖、網路審查、禁酒、沒有夜店、敏感的種族話題……，光是處理這些禁令衍生的大小事，已讓我疲於奔命，心裡直吶喊：也太麻煩了吧！

但我的麻煩，是他們的日常。

剛踏上這片土地時我戰戰兢兢，出於尊重文化，把頭巾戴好戴滿。可慢慢地發現，事情完全不是表面那麼一回事。檯面上什麼都不行，檯面下什麼在做。

想喝酒？打個電話馬上有。
想跳舞？直接家裡辦轟趴。
想搞前衛藝術展演？小型咖啡館就是游擊場。
想嗨一下？藥頭的車就停在市中心公園，純度還很高。
……

當然，這一切都在「地下」。

「政府到底在禁止什麼？」

答案是：閉嘴，聽話，不要挑戰權威。只要乖乖聽話，你做什麼，其實沒人在乎。服裝儀容，只是政府維穩的一種手段。

於是，我摘下了頭巾。

頭巾，戴一個有戴：街上的服裝儀容大隊

1979年以前，伊朗街頭的女性穿著迷你裙，自信展現當下流行的髮型與服飾。在沙灘上，還能見到穿著比基尼享受日光浴的女子。

但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頭巾成為女性生活中一道無法擺脫的陰影與束縛。近50年過去，雖然儀容規定稍有鬆動，德黑蘭街上仍能看到不少年輕女子未完全包裹頭髮，只將絲巾或圍巾鬆鬆繞在脖子上，「需要」時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遮蓋。諷刺的是，剛到伊朗的我，有時頭巾反而戴得比當地人還端正！參觀景點時，當地阿姨們笑著對我說：「哎呦，別這麼緊張啦，這裡不用戴頭巾啦！」

這並不代表整個國家都如此寬容。伊朗的極端進步與保守往往並存。當地朋友會反覆提醒我哪些地區或城市最好別靠近。網路上也能搜尋到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影片：計程車司機拒載未戴頭巾的女性並動粗、路人毆打婦女、警察拖行民眾上車……

這一切，都只因為一塊布。

在清真寺、博物館等公共機構門口，常可見寫有「請戴頭巾」的警示標語。街頭偶爾也會出現幾台停在路邊、沒有標誌的白色廂型車，旁邊站著道德警察，或是幾位全身黑衣的女性，以銳利目光掃視過往行人，並時不時上前提醒我戴好頭巾。

「女士，請您戴上頭巾，否則我會有麻煩。」

——搭計程車時司機說。

 

「不好意思啦，這段路警察多，頭髮還是遮一下吧。」

——搭朋友的車時他這麼說。

 

「吃飯時也請戴好頭巾，不然我們會有困擾。」

——在咖啡廳店員這樣提醒。

有時路上會看到某些商店鐵門拉下，上面貼著一張政府通知。朋友說，雖然公告上寫的是「因故暫停營業」，但多半是因為店裡客人沒戴頭巾，或播放了「不合規定」的音樂。

在南部城市設拉子（Shiraz）造訪著名的網紅打卡聖地「粉紅清真寺」³時，我親眼目睹一位當地女子因拍照時取下頭巾，被警衛驅離出寺，兩人在門口激烈爭執，她的丈夫則一邊拉扯她，一邊大聲責怪：「你為什麼要搞這種事？」

「她乖乖戴頭巾不就好了？」有人會說。

「她別穿那麼暴露就不會被侵犯了吧？」這些說法讓我想起熟悉的一些情境與責備。

即使只是微小的反抗，對她們而言，是在這個父權社會的日常裡掙扎著做點什麼。也許某一天醒來，世界就會不一樣了。

2022年，瑪莎．艾米尼（Mahsa Amini）之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伊朗爆發大規模抗議，被稱為「頭巾革命」。⁴政府隨即展開嚴厲鎮壓，許多友善的店家遭到強制關閉。據我所知，實際死亡人數遠超官方公布的數據。

在青年旅館裡，我遇到許多學生，大多參與過2022年的抗議。他們不僅身上帶著傷痕與彈孔，眼中還透露出被監禁刑求後的恐懼。

Niloufar捲起褲管，露出小腿上因橡膠子彈留下的疤痕，她至今不敢讓父母知道自己曾上街頭；Mohanmod因為在學校號召抗議被判三年，所幸由於他有土耳其雙重國籍，加上家庭經濟寬裕，父母花重金讓他兩個月後獲釋。但那兩個月的監禁，是一段他永不願回想的記憶；Javid捲起袖子，露出手臂上彈孔穿透的痕跡。見我錯愕，他竟帶著一點驕傲地笑說：「差一點就打到心臟了！」

「你手臂上的刺青是什麼意思？」我問Ramin。

「那天早上，我的室友出門前洗了個澡，他從來不在早上洗澡的。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今天如果我上街頭沒回來，至少是乾乾淨淨地在路上被人發現。』那天他真的沒回家。這個刺青代表著：你殺了兩個我們，我們會變得更強大。」

音樂家的逃亡與出走：我拼命地想進去，他們卻死命地要離開

「對不起，這次沒辦法見面了。我好不容易拿到簽證，下週要移民加拿大，我不能錯過這次機會……」

準備前往伊朗前一週，與我線上交流數月的音樂家發來訊息。滿懷期待的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什麼叫做「錯身而過」。到了當地，我才發現這是一種常態。

1979年後，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府認為娛樂使人性墮落，所以沒有夜生活、不能Party、性別隔離，也開啟「禁樂」的極端時期。擁有樂器與擁有槍枝無異，為了逃避搜查，甚至發展出能摺疊收納、藏於大衣內的迷你樂器。時至今日，社會漸漸開放，但音樂家的手腳仍被層層枷鎖捆綁。

錄音室需申請執照；超過一定人數的演出也需事先申請，且審查期動輒兩、三個月以上。即便「幸運地」通過審查，演出當天仍會有「糾察隊」到場監督，只要有任何「不當內容」，演出可隨時被強制中止。女性不能獨唱，甚至不能獨自在公開場合表演。若要演出，台下觀眾必須全部是女性。有作曲家為了應付規定，甚至在原本的作品中硬加上一位男聲，以他站在台上充當「人形立牌」，滿足官方審查條件。

諸多限制之下，靠演出維生的音樂人，終究會陷入生計困境。想實現夢想、發展事業，要嘛向體制靠攏，或是離開這個國家。

在海外定居（流亡）的伊朗樂團Rastak⁵的經理Behzad曾在訪談中說：「音樂家必須遵循政府設立的道德標準，尤其是對女性藝術家的參與與歌詞內容的審查……，不論在國內或海外，只要舉辦現場演出，都必須獲得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的許可。若是演出地點或主辦方被政府視為『政治不被接受』，演出就完全被禁止。」

「創意是危險的東西，他們不希望人民思考。」藝術家Ali冷冷地說。

壓抑創意，就是消滅思考的起點。在這樣的體制下，人民只需要盲從，不需要質疑。照著「神」的旨意過日子，遵從命令、沉默生活，就是獨裁政權的終極目標。

「現在你知道，我們打從出生起，就已經在監獄裡了吧？」劇場演員Amir對我說。我沉默良久，不禁問自己：「在這裡，我還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嗎？」

或者——生命是否會自己找出路，發展出另一種藝術形式？

應許之地：離開，去哪裡？

「一千美金，護照賣不賣？」這是當地朋友常與我開的玩笑。

世界上，有些人一出生便擁有免簽數百國的特權；而另一些人，能去的國家屈指可數，甚至那些地名聽都沒聽過。

「好想跟你一起走走看看，但我最多只能在北邊跟你揮揮手，進不了南邊。」朋友無奈地說。對我而言，只要揮一揮護照，就能輕易穿越南北賽普勒斯的邊界。

我的30秒，是他一輩子的夢想。

音樂家朋友過去常收到歐洲音樂節的邀請，卻總是卡在簽證申請的門檻上。等待期長、手續繁瑣，還要花上一筆可觀的費用，甚至包括潛規則的賄賂，遞件之後更是只能碰運氣：能不能趕上演出、會不會被拒簽，全無把握。想像一下：如果主辦單位支付一千歐元的演出費，但你得花上三、五倍的金錢與數個月時間賭一張簽證，你會怎麼選擇？

美國與加拿大擁有龐大的伊朗移民社群，而土耳其因地緣、宗教與語言的相近，成為許多伊朗人初次離開的首選——而且，免簽。

但移民，從來不是一句「我想走」就能成行的選項。它背後有種種前提：家境富裕，富到無需擔心幣值的雪崩式貶值；孤注一擲，傾家蕩產；在海外已有家人接應；或是與外國人結婚，以依親方式取得身分。

「我對未來沒有希望。我想當攝影師，也很努力在拍作品，可是常因為模特兒的穿著問題，帳號被封、被罰，根本沒辦法發揮。我想去加拿大，但現在失業，沒存款，爸媽退休了經濟上也自顧不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Ahmad眼神空洞地說。他還提到，身邊的人不管是憂鬱症、自殺率和濫用藥物的情況都在上升。

一次在酒吧的即興演出，我認識了來自敘利亞的Shahin。自小就跟著家人逃到土耳其，即便因戰爭受傷、聽力受損，仍憑著天分與努力進入音樂科系，從事教學與演出。我們很快成為朋友，時常一起玩音樂。

回到台灣的第三天，我收到消息，Shahin偷渡了。幾天前我們還見過面，他完全沒提這件事。

「我手上有點錢，你要不要出去？」父親對他說。

他知道，若錯過這次機會，可能一輩子都得留在土耳其。於是他放棄一切——住處、學籍、朋友、家人、工作——頭也不回地啟程。他先搭船到希臘小島，再輾轉前往雅典。中途因掮客出問題，只能滯留、打黑工、無助地等待，躲避一切指紋與身分查驗的可能。

兩個月後某個清晨，我收到他傳來的語音訊息，還附上一張我曾送他的禮物照片——「雅農，它跟著我到德國了！」

在土耳其的他，看似過著穩定生活，但以難民身分承受的種種不便與歧視，最終讓他選擇鋌而走險，偷渡歐洲。對一個20歲的年輕人來說，所追尋的並非舒適的生活，而是看得到的未來。

自我審查：恐懼的製造與操縱

「刪掉它。」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你是外國藝術家，這樣做很危險你知道嗎？」

那是在我在IG上發表了一小段關於社會觀察的心得後15分鐘，接到的電話。來電者是合作單位的代表。我無法分辨他是真的為我著想，還是更擔心所屬機構的未來。

對我來說，問題是：「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對他來說，問題卻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幾次類似經歷後，我開始學會「偽裝」。在一張張的旅遊風景照下，輸入一連串只有台灣人看得懂的注音文。但我也開始擔心——未來會不會連注音文都能被即時翻譯、檢索、解碼？

回到台灣後，我仍持續關注各國人權情況。為了研究計畫，我持續向當地朋友詢問社會現況，特別是宗教如何影響教育與日常生活。但即使我已離開，還是時不時收到訊息提醒。

「你問這個做什麼呢？」
「宗教應該和你的音樂研究沒關係吧？」
「我可以說，但請別提我的名字。」
「我勸你只了解個大概，深入對你沒好處。」
「這事已經變敏感了，千萬別讓政府抓住你的把柄！」

妮卡．沙卡拉米（Nika Shakarami）⁶只是頭巾抗爭裡千百個悲傷故事中的一個。我和Hossein以她的事件為藍本，在一個午後錄下幾段即興，效果出奇地好，於是我們計劃將來以這個主題發行作品。對我來說，這就是藝術的意義，也是從事藝術工作的目標之一：以創作為手段，社會議題為核心，讓更多人注意到那些被壓抑、被掩蓋的真相。

但隨著回台灣後的時間推移，我陷入掙扎。尤其是某天收到朋友發來的訊息——痛罵政府，並提到所居城市當天又處決了五人。

我的腦中開始浮現一連串的懸問：

「作品發行後，會被誰看到？」
「什麼能說，什麼不能提？」
「我未來還能再入境那個國家嗎？」
「我朋友會不會因此被盯上，有人身安全的危險？」

當心中有了想保護的人，自由意志也就不再那麼自由。

恐懼不再只是來自外部的審查，而是內化成為一種自我審查，一種無形卻深刻的自我控制。才驚覺，我也落入了那個陷阱——而且，是心甘情願地跳下去的。

回望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樂觀的人。相信只要夠努力，沒有做不到的事。但經過這趟旅程，我動搖了。

如果，我不是出生在台灣；
如果，手裡拿的是一本哪裡都不能去的護照；
如果，一出生就背負著無法擺脫的身分標籤；
如果，辛苦工作換來口袋裡的鈔票，在國外如同廢紙；
⋯⋯

我，還能這麼樂觀嗎？

故事很多很多，好不容易開始，正在寫，也會繼續寫下去。

冒險繼續。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絲綢之路上。

 

本文作者｜黃雅農
跨域藝術家，演奏嗩吶與多種管簧樂器。擅長打破形式，融合影像、聲音與劇場即興，將傳統音樂轉化為當代語彙。臺灣大學社工系畢業，作品關注文化共融與社會議題。2024年啟動「思索來時路，嗩以絲路」計畫，以絲綢之路為線索，追溯嗩吶的源流與演變，並融入沿途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觀察，展開跨文化的聲音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