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排練場到床欄邊

學表演的人很習慣關注身體。我們在排練場裡把脊椎拉長，練習把聲音丟到劇場最遠的角落，那是被反覆鍛鍊，在緊繃與放鬆之間試探極限的彈性。

直到我走進南庄山上的養老院，面對奶奶遺留下來的現場。

在那裡，生命的尺度被迅速收攏。日常被換尿布、定時翻身，和長輩無意識的呼喊填滿。許多長輩的身體縮得很小，陷在輪椅或病床的床欄裡；有人插著管子，有人很久不再說出完整的句子。世界的範圍，最後只剩下一張床的距離。

這幾年聽到大家都在談著活躍老化¹，想像老去依然能唱歌跳舞，或是優雅地畫畫插花。但如果哪天我們就是無法活躍了呢？當一個人的身體失去力氣與社會功能，甚至也失去了表達的能力，難道他就從藝術與審美的世界裡被除名了嗎？

藝術如果只是一場熱鬧的探訪，或者健康長輩打發時間的點綴，那在這樣沉重的現場裡確實顯得輕浮。但我也忍不住想：在那些看似封閉與無法動彈的軀殼裡，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嗎？

當家庭的責任與生命的現場，具體地落在我眼前，我得到了一個從劇場出走的機會，帶著困惑去看看世界的另一端，如何在一張床的方寸之間，指認出那些即使微弱，卻真實存在的生命訊號。

關於「收留」這回事：一碗很辣的咖哩，與幾個很帥的阿公

旅行最奇妙的時刻，往往不是在美術館，而是在別人家的廚房。

在愛爾蘭東南部的港口小鎮沃特福德（Waterford），能平安抵達，全靠陌生人的善意。那天替我開門的是個巴基斯坦家庭，屋裡全是香料味。女主人切著洋蔥確認我的耐辣極限，五歲的男孩滿屋飛奔，男主人安靜坐在一角。最後上桌的那盤巴基斯坦家常咖哩，把我辣到靈魂出竅。

那一刻我想起奶奶。二十多年前在南庄山腰，還沒聽過長照這個詞，她就開始收留流浪的人。順手把門打開，給對方留個位子。人與人最原始的收容，原來就只是在世界上，替彼此騰出一點空間。

沿著坡道來到蘇爾河畔，推開Jordan's Bar²的門，深處圍坐著一場Trad Session³，幾乎清一色是上了年紀的阿公，白髮蒼蒼，但是帥得一塌糊塗。在愛爾蘭，傳統音樂從來不是拿來遠觀的；它就像吧檯邊留著的空位，隨時順手把路過的人一把拉進來。這群阿公用樂器告訴我：走進來，這裡隨時有你的位子。

這種騰出空間的本能，隔天在Réalta以聲音的形式被我看見。我跟著Healing Sounds⁴的樂手走進護理之家，他們並沒有要進行慰問義演，也不是在大廳給老人拍手合唱的綜藝秀，而是帶著樂器走進病房，將樂音即興地對位在臥床者微弱的起伏上，樂音順著長輩不規則的呼吸緩慢校準。身體動彈不得的人，在那幾分鐘裡，成了引導音符的隱形指揮。

到了倫敦，這份目光落在了語言的邊緣。Living Words的創辦人Susanna Howard帶著劇場導演的敏銳，走進病房，面對被醫療體系判定為失去邏輯的重度失智長輩，她展開一對一的「Listen Out Loud」⁵。不試圖糾正混亂，只是把長輩嘴裡溢出的斷裂詞彙、無序的嘆息與音節逐字記下，再用平靜慎重的語氣，重新唸回給長輩聽。

在劇場黑盒子裡掉出語言之外的殘聲與喘息，在這裡的床邊被慎重承接了。那一刻，混亂的囈語有了容身之處，成了長輩證明自己依然在場的詩句。

毛茸茸的違規

接觸台灣的機構久了，想著若把照護準則印成一本書，書名大概就叫《千萬不要讓長輩出事》。不能吹到風、床欄要拉好，碰不得任何未經消毒的東西。大家神經緊繃，像隨時會扯斷的吉他弦。

在歐洲晃來晃去的那幾個月，我則是跟著一群人在認真練習優雅的「違規」。

在荷蘭臨海的贊德福特（Zandvoort），地方組織Juttersgeluk⁶把一群失智長輩套上亮黃色防風衣，浩浩蕩蕩帶去海邊，認真得像在執行什麼祕密任務。他們拿著夾子，在沙灘上跟菸蒂和塑膠廢料搏鬥，大搖大擺地宣示：這片海灘由我們罩。在那片沙灘上，他們不是等待被社會同情的包袱，而是以勞動回饋土地的公民。事情還沒完。這群頂著海風撿回來的廢棄物，經過設計轉化，變成一件件色彩繽紛的藝術品，擺進了Juttersgeluk在鎮上紅到不行的概念小店裡。

那如果老人去不了海邊呢？他們就把博物館搬進養老院。

從Angela Manders走進機構實踐的MV1D（一日博物館）⁸，到荷蘭各大博物館聯手推出的Topstukken on Tour（國寶巡迴），荷蘭人把國家級館藏以精緻複製品的形式送進全國上百家機構，累計數萬名機構長者受惠。而對還能勉強起行的長輩，文化界更備妥了免費接駁且專人陪同的Museum Plus Bus（博物館加巴士）⁹，一輛輛把人接出門，直奔國家美術館。

如果說荷蘭人是用海風打破那面牆，愛爾蘭人則直接帶來體溫。

我跟著K2 Alpacas¹⁰的農場主人Joe，把真正的羊駝牽進了養老院。那是一種極為奇妙的觸覺相遇。長年習慣冰冷床架與塑膠管線的手指，觸碰到了最原始的溫熱厚毛。毛茸茸的長脖子大剌剌探進床欄，蹭著被褥；羊駝眨著無辜大眼，長輩滿是皺紋的臉，瞬間笑成了一朵花。

在台上，忘詞成了最理所當然的事

在排練場待久了，隨時都想接住掉落的球，那是一種說不清的掌控欲。表演再有彈性，終究建立在高度清醒與默契之上。直到走進長輩的現場，我才發現，有一種劇場，根本不打算跟你講默契。

在愛爾蘭利默里克（Limerick），我走進當地的Southill Community Drama Group¹¹。那其實不算排練場，比較像是個隨時會打翻茶杯的家庭茶會。即將上演的戲叫《一點點魔法》（A Little Bit of Magic）¹²，編劇Stacy O'Connell正是台上某位阿嬤的親孫女。

導演一臉拿他們沒轍的苦笑，說其實這群人現在連一句完整的台詞都記不住。阿公阿嬤用顫抖的手一筆一畫手抄著筆記。排練時大家忘詞忘得理直氣壯，卡住了就互瞪一眼，然後哈哈大笑。

正式演出那天，我坐在Belltable劇場，聚光燈才剛落下，台詞就人間蒸發了。演員淡定地把劇本扔到腦後，開始即興起只有在地人才聽得懂的私房老哏，台下觀眾笑成一團，根本沒人在乎劇本原本寫了什麼。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忘詞就忘詞吧，活了一輩子的人，他們身上全是現成的台詞。

離開了吵鬧的利默里克，我在荷蘭海牙，遇見另一種看待老去的眼光。

海牙的Saffier Nebo安養機構，劇團Huis van Vervoering¹³演了一齣《皺紋與蝴蝶》（Rimpels en Vlinders）。荷蘭人說「肚子裡有蝴蝶」是熱戀的心悸；劇團把蝴蝶跟長輩的皺紋擺在一起：誰說記不住事情，就不能繼續為誰臉紅？

開演前我偷瞄觀眾席，原本期待的白髮大軍沒出現，現場坐著的，是剛脫下工作服的機構員工。荷蘭人顯然覺得：整天在床邊打仗的人，才最需要被鬆綁。

演員在台上替老去的身體談戀愛，員工在台下看了整整一小時的愛與寂寞，這大概是全世界最溫柔的在職訓練，它不教你怎麼預防跌倒，只讓你看見：每天小心翼翼護著的那具衰老身體，其實還住著一個想偷偷心跳加速的靈魂。

給發呆與喝茶留個預算

旅程還在繼續，我心裡卻一直在想：如果只是仰賴個人的熱血，或者機構偶爾的慈悲，這一切很快又會在繁重的日常照護中被消磨殆盡。能讓火苗續存的，從來都是制度。

在愛爾蘭，國家共融藝術機構Create¹⁴的藝術家進駐社區計畫（AIC Scheme）裡，有個很迷人的設計叫做無產出R&D前導期（Research & Development）。政府給一筆預算，允許藝術家走進機構「無所事事」：可以聊天、發呆或觀察。制度深知，面對衰弱封閉的生命，建立信任本身就是最龐大的工程；一旦帶著結案焦慮衝進現場，藝術最終只會淪為一場打擾。

在歐洲許多機構，藝術家也不是節慶時來熱鬧一下的義工，而是簽署長期合約的駐點藝術家（Artist in Residence）。他們每週固定出現，像護理師一樣熟悉長輩的脾氣。當藝術不再是「有空才做」的點綴，而是跟翻身拍背一樣被列進機構的日常排程時，它才真正被當成一回事。制度的厚度，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看待脆弱。當一個體制願意為「陪阿公阿嬤發呆」撥款時，它其實是在宣告：維持一個人對美的感知與尊嚴，和監測他的血壓與心跳，同等重要。

在愛爾蘭期間，我受邀參與Bealtaine Festival高齡藝術節¹⁶的「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¹⁷。那一刻我從台下的觀察者，變成了架上的一本書。面對面坐下來，讓愛爾蘭讀者「借閱」我在台灣長照現場的拉扯與困惑。

在那些異國讀者的眼神裡，我沒有得到立竿見影的解方，卻確認了一件事：無論身在何處，面對衰朽，大家都在找尋同一條既能守住安全，又能保住尊嚴的繩索。

回到那一張床的距離

飛機降落，我重新回到了南庄山上的養老院，空氣裡依然是熟悉的味道。

推開門，歐洲的從容很快就被拉回現實。迎面而來的是台灣長照最真實的吃力：如山堆疊的評鑑資料、照服員轉身就得換下一張尿布的體力過載，以及醫療SOP下緊繃得無法喘息的節奏。

看著走廊上照服員被汗水浸透的背影，我心裡很清楚：在排練場裡，為角色的嘆息反覆辨認與拆解，那是屬於表演最純粹的浪漫；而在這條長長的走廊上，我是這家機構的負責人。在緊繃的照護日常裡，「我們來跳舞吧」從來無法是一句輕巧的邀約。因為在這裡，每一份對常規的鬆綁，背後都是實打實的照護責任與風險。

但正因為接下了奶奶留下來的這個現場，我才發現自己擁有一種奇特的著力點。既然無法照搬歐洲的從容，不如把這座山腰上的養老院，變成一座試探邊界的生活實驗室。

於是有了《躺坐之境》¹⁸。

我們把目光轉向那些最容易在各類活躍老化活動中被遺忘的輪椅與臥床長輩。退回床邊，床欄就是舞台框架；沒有聚光燈，就用手電筒在天花板上投映出微小的偶戲光影。我們試著把南庄的風土氣息帶進病房，把海浪的聲音引到耳邊，甚至只是帶著不同質地的物件，輕輕放進長輩陷在被窩裡的手掌中，等待一記微弱的指尖顫動，像在愛爾蘭看見的那樣，學著把呼吸緩慢校準在長輩每一次起伏上。

這一路走來，我才慢慢理解，在衰老與失能面前，藝術從來就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施捨，也不是行有餘力的消遣。這是一場長期的排練。我們之所以如此吃力地在床欄邊騰出空間、在制度的夾縫裡指認微光，為的從來不只是眼前的這群阿公阿嬤，而是為了終究也會老去，終究也會動彈不得的「未來的我們」，提前保留一份身而為人的尊嚴，以及還能感受美好的語言。

本文作者｜鍾婕安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碩士，一位守護偏鄉養護中心的劇場表演者。掛著負責人的名牌，其實只是長輩床邊最資深的觀眾，每天都在等阿公阿嬤賞臉眨個眼睛。最大的專長是陪著阿公阿嬤一起發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