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珩說，她想要專心的時候，就會去倒立。

「在身體的疼痛裡，我會比較安靜、專注。」

跟語言相比，王珩更仰仗身體協助她處在當下，以及對外溝通。

而這不只是因為她是一名舞者。

我想要溝通，用肢體

王珩的老家是大家族，住在東港，大伯跟姑姑都是聾人。聚會時王珩唯一會的手語是「謝謝」跟「我要吃蝦子」。

「我阿嬤很前衛，她讓大伯跟姑姑去上啟聰學校。」在那個年代，失聰的孩子繼續就學並不常見。「而且，阿嬤還規定王珩爸爸那一輩的家人，通通都要會手語。」王珩一度以為手語口語並用的狀態，是一般人的日常。

「雖然小時候沒有學手語，但我很會猜。」王珩笑說，以前大伯只要一個眼神，她馬上知道大伯在不開心什麼。語言以外，表情與肢體察言觀色，王珩記憶下來。但這跟她後來選擇舞蹈系不太相關。

「我是因為，真的不會『讀』書。」

考試時，王珩記得自己很忙，緊張，拼命讀題目、寫答案。但交上去的考卷，居然是空白。「老師問我為什麼交白卷？我也才嚇到——我不是有寫嗎？」回推病症與用藥，王珩患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媽媽不喜歡她吃藥，王珩也自創了克服方法。一開始是用畫的，她把文字畫成漫畫，以圖像記憶，每一本課本都搭配自己畫的漫畫；再來，王珩開始跳了。

「我把要記憶的文字，轉成動作。」高中舞蹈系要學解剖，背誦肌肉名稱，「像是⋯⋯斜方肌、三角肌、小圓大圓肌，就把它組起來。」直接讓肌肉動起來，呼應記憶，她自然地跳起了舞。

透過肢體而被理解的瞬間，對王珩而言，比語言有力道太多倍。她深深記得，五、六歲時曾經一面放著徐懷鈺的CD，一面跳舞表達歌詞意境。「她唱『星星』，我就比出星星——大家就看得懂，我就覺得，好開心。」

王珩說自己最大的欲望就是透過編舞，講故事。「應該是說，我想要溝通。因為我講話常常有人聽不懂，尤其如果太長，我會跳來跳去地講。小時候也會有人覺得，我這個人怪怪的。」

選擇舞蹈，王珩說自己很幸運，「舞蹈是我很大的救贖，那是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方式。」

文字語言失效，王珩長久以來都是先把想說的，構出畫面，再用身體表達出來。這個邏輯，恰好與聾人相近。「我是後來在看聽障朋友溝通時才發現，他們的溝通，也是藉由手語，達到一個共同可以想像的畫面。跟我一樣。」

安靜與吵鬧

疫情期間，王珩看著東港家人的社群群組裡，平時「安靜」的大伯與姑姑，使用文字聊天時非常「熱鬧」，她感到意外。「他們其實很愛講話，只是不是用說的——其實跟我有點像，我也是用肢體去跟社會對話，不然我來研究看看他們在幹嘛吧！」聽障共創計畫的起點，相當純粹。

有一些靠近的地方，也有很多距離有待跨越。

開始和聽障表演者工作，王珩說語言反而不是預想中最大的問題。「真的很困難的，是要抹除掉他們對聽人的既有印象。」聾人會害怕聽人。

聽障共創計畫首次舉辦實體工作坊時，聾人普遍都很緊張。「在社會上聽聾滿有距離的，兩邊儘量不溝通、也不會對到眼，最多就是靠打字。要一起跳舞，他們就是——怕怕怕。」有名女生，因為有被聽人霸凌的經驗，一到現場就哭了。

沒有既有的解決路徑，但王珩還是想試試，有沒有可能創造一次好的溝通經驗。

工作坊上，王珩刻意設計了頗有難度的接觸即興，「聽人或聾人都一樣不會，而且他們一定得想辦法溝通，才能進行。」工作坊過程，不乏有聾人直接告訴聽人：「我很怕你。」聽人也會回應：「我也很害怕。」

無法一次破除的恐懼，讓新的經驗慢慢累積。

王珩也指出，最初在跟聾人工作時，比較難判斷他們的表演意願。「他們會先說『我不會』。後來才會說，『我怕很難看』或『我怕大家會不喜歡』。會很怕做錯，寧可不做。」和素人不太一樣，聾人表演者會更習慣於克制自己，不輕易追求表現或表達喜好。

也許是受過太多傷，或有過多預設，需要引導、鼓勵與再三確認。過程像是在互相試探，一點一點鋪上安全感的地毯，再緩緩往前走一點。

2022年聽障共創計畫的第一齣作品《我們在安靜中跳舞》登場，演出後王珩坦言非常緊張。回饋大多正向，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演出太吵了、好多音樂，「聾人演出，不就應該要安靜嗎？」

王珩提心吊膽，她回想，會不會是哪裡造成誤會了？

聾人與聽人，都對彼此陌生，而佈上刻板印象。王珩得在如雜草叢生的預設裡，為兩邊開出一條路徑。

不追求和聽人一樣，追求專業

「演出結束後，也有一個夥伴不停問他的聽人朋友：『我跳得怎麼樣？』」他們預設了聽人就是比較優秀，並且追求「我也可以跟聽人一樣」。王珩不解，「好像最後，他們變成要透過聽人的認可，來證明自己。」

要解除聽人與聾人的預設，王珩選擇回到劇場專業。

後來在編創時，王珩開始清楚地讓表演者作為一名專業的執行者。「我希望演出結束後，演員會感覺自己完成了專業的任務。」不是要透過表演坦露作為聾人的生命困境，也不是要彰顯「作為聾人，我很勇敢」的舊有價值。

「我們就是來工作的，做一件專業的事。」

王珩將聽障共創，清楚定位於「專業劇場演出」。在表演者專業的路上，每個人都有自己渴求的價值，而不是將聾人扁平化，只能有一種被觀看的方式，相對應地，聾人也可以看清楚自己的選擇，究竟在表演中想做到的是什麼？

《我們在安靜中跳舞》演出結束當下，王珩滿腦子想的已經是「怎麼讓它運作下去？」這群表演者還想要繼續下去。

王珩知道，要繼續下去的意思是，大家要一起提升專業能力。於是他們開始上課，表演課、編舞課、技術課。「這些聾人表演者也接受培訓去教課。不然會有一種聽人在主導的感覺，就不太好。」

去年他們還上了「手語編劇課」。

現存的劇本幾乎都是以聽人閱讀習慣寫成，使用時需要再翻譯成符合聾文化、聾人語境的語言，「透過一層翻譯，沒辦法貼近『手語』的魅力。」

在手語的邏輯裡，語言以直接的動作組成畫面。例如：「我早上起床喝咖啡。」手語文法會是「我／早／起床／咖啡／喝」。

編劇課上，聾人以自己的語言展開寫作。這就好像長年生活在異國的人們，終於可以以母語創作。

這一群聾人表演者，正慢慢從「追求與聽人一樣的表現與權利」移轉到「以自己的母文化創作、展現自我」。2024年，王珩與聽障藝術家林靖嵐、大可創藝共創「众月藝創所」，讓聽障表演者更有組織地運作下去。

當我們都有障礙

「認識靖嵐，我得說是我初生之犢不畏虎。」回想起與林靖嵐的認識，王珩大笑。她在找演員時，直接在網路搜尋「新北市、聾人、表演」，就這樣發現了當時人在墨西哥做麵包的林靖嵐。

林靖嵐以前是口語族，出國後，被國外聾人文化的高度自我認同觸發，回到台灣開始學習手語。王珩說，「一直到做《我們在安靜中跳舞》的後期，我的手語變得比較好一點，我也才開始跟阿嵐直接溝通。」

說是直接溝通，專業的翻譯老師可能會苦笑。林靖嵐有自己的手語風格，王珩更是，「我就是直接亂文法，嵐看得懂就好！」

兩人繼續展開「Feel Together」雙人舞計畫，從2023年的《Feel Together 一場尋找共感的練習》到現在的《Feel Together：百合》，還在進行中。「我跟阿嵐的合作，很獨特。這個計畫已經折騰到第四年了，還是每走一步都碰壁。」因為，她們都沒有要輕易放過對方。

將題目方向定在「公平」，以此開啟大哉問。「像是，我學手語、跟你用手語，這是公平，那你也要懂口語嗎？那我的公平是什麼？」聽人和聾人真正在一起時，所謂「理想的平等」真的有可能存在於兩人之間嗎？

「做到一半，我突然覺得自己作為一個聽人，好像失去立場談任何事情了。我在那裡談聽人要爭取口語權，這不是很怪嗎？」漸漸失衡的處境，突然林靖嵐頒給王珩一塊免死金牌。「她說，她很可以跟我一起工作，因為我有ADHD。」

一次排練中，王珩談到「障礙」時揭露自己有ADHD，「突然之間，我們變成很好的朋友。」或許那個一瞬間的親密感，正是來自於一種「公平」。

聾人是一種獨立的文化，ADHD也是，甚至聽人也是。當人們可視每一種有別於自己的狀態，為一種獨立文化，而非是誰的「障礙」時，所謂的「公平」會不會就有機會誕生？

「後來我們去參加聾人藝術節，阿嵐都會直接介紹說，我的障礙就是ADHD。」這樣的開場白有幫助嗎？——「有，我瞬間融入。」

手語，是一種語言的選擇

六年過去了，王珩說起自己的變化。

「以前，是帶著一群朋友對抗的心，要爭取權益、爭取權益——我知道很難，你說聾人也要跟聽人一樣，去投補助、去面試，那面試現場就沒有翻譯員啊——這不公平，我要去爭取！」

現在，王珩說，爭取還是要做，但放在第二位。「在爭取之前，要先認同。」

跟其他障別不同，聾人在外觀上不一定會被識別，戴上助聽器，也可能有與聽人相差不遠的生活。「我可以理解，家長希望自己的小孩跟大家一樣，要跟上這個社會，帶他們去上口語訓練、聽力訓練的課，這些孩子也會將自己歸屬在聽人。但他們長大之後呢？我覺得可能會遇到很多難以言喻的困境。」

王珩不停思考，「有沒有可能有一天，當他們去學手語，不是因為『障』，而是一種選擇呢？」就像是學習外語，是因為對文化以及語言的魅力好奇，所以學習——會不會有一天，手語也能成為這樣的選項呢？

「到那個時候，我們談的就不是共融了。聾人文化、手語，就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那就是一種選擇。」

還有，王珩說自己變得很chill。

「妳知道這會是一場長期抗爭，所以不能太逼迫。太逼迫的話大家又不想做了。」她說這種chill是跟聾人學的。

例如有想知道的事，但沒有手語翻譯，那就瞇著眼理解看看，真的不懂，就放棄吧——王珩說聾人普遍很有耐心，面對外在世界，早已習慣慢慢等待，看看什麼時候會輪到他們。

「既來之，則安之。我現在很chill地知道，我找到一條路，正在慢慢地前進。」

也或許，王珩的chill也是來自底氣，她知道——會輪到他們的。

本文作者｜廖昀靖
曾為舞團行政與媒體企劃，現職文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