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文書寫的《鳥語士亂彈》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小說，在正式進入小說的世界觀之前，光是文本就提供了一種少見的閱讀經驗，讓我開始懷疑語言本身。

起初閱讀這本小說時，我不斷停下來，甚至一度想放棄。熟悉的漢文字元組合成不熟悉的詞彙，陌生的台語拼寫必須轉換為口語，才得以稍稍理解大意，這些步驟使閱讀無法像讀一般小說時那樣流暢前進。然而讀著讀著，我逐漸意識到，閱讀過程的不順暢或許不是缺點，反而讓我重新思考語言與我之間的關係。

當語言不再透明

在閱讀《鳥語士亂彈》的過程中，我最先體驗到的不是故事，而是語言自帶的韻律。雖然作者陳這將這部作品定位為大眾文學，期待讀者能越過語言的界限，直接體驗小說所建構出的世界；然而，對我而言，語言本身卻成了我進入小說前最初、也最強烈的體感。它不再是透明的媒介，而是必須透過聲音、透過身體去慢慢靠近的對象。

過去在閱讀中文小說時，我幾乎從不需把文字真正「唸出來」，光靠眼睛便能直接抵達意義。然而當我打開這本書，眼睛不再能傳達文字的涵義，我必須不斷在心裡、甚至低聲唸出那些字句，才能慢慢觸碰到這部小說的內裡。直到那時我才發現，「聲音」也可以是閱讀的一部分，文字不再是承載故事的媒介，這形成了閱讀本身的樂趣。

陳這曾提到，他採取「信用讀者」的立場，所以書中沒有加註解、沒有做有聲書、也沒有附字表，期待讀者能直接進入台語的世界。這似乎也呼應了他在書中關於「剌鑿」的設定。小說中的女主角陳心棻，是少數的鳥語士，她擁有「剌鑿」這一特殊的能力：根據太陽穴附近血管的跳動次數，能預知未來行動的吉凶。陳心棻的「剌鑿」，讓我想到一種透過身體接近語言的方式，它不像一般的翻譯依賴文字，而更像是某種無法完全化約為文字的感知，抗拒被翻譯或監控，只能藉著身體這一最原始的媒介被觸及；而我們必須像故事中的主角陳心棻使用「剌鑿」一樣，用身體的感知參與閱讀，才能接近文本原始的力量。

開始使用自己的身體與小說互動之後，我才真正進入故事的次元之中，此時文字再次消失，即便眼前仍有許多我無法理解的字元，但大腦彷彿越過了這些限制，直抵意義本身。

鳥語：回到語言之前

陳這建構了一個以台灣地理為原型的世界，雖不必然影射台灣的政治現況，卻讓讀者在閱讀時能快速知曉事件發生時的地理位置。故事設定在文明崩壞後的島嶼，其上有各種不同型態的政權體制，包括象徵威權體制的「總機關」、由人民主導的「聯邦黨」、由西太平洋組織維和部隊駐衛的「非戰區」等。而「語言」在這場權力爭奪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戰區內發明的翻譯科技「觀框」，原本用來消除語言隔閡，卻很快被捲入各政權的權力競逐。陳心棻、陳心芎這對姊妹從小感染了「鳥語」，使得她們擁有了特殊的「腔口」。故事便圍繞著鳥語、翻譯與權力爭奪，逐步展開。

作為整篇小說的核心元素——「鳥語」，它是作者從語言學的生成語法概念發展而來的，意即在每一種語言發展之前，就已存在的某種基礎結構。而小說中的「鳥語」並非某種具體語言，而是一切語言分化之前的元語言、語言的原型，它承載了最原初的感知、意義賦予與權力結構；而小說中提到的「腔口」，則是人類被鳥語感染後，在個體身上的特殊顯現。例如陳心棻的腔口便是透過「剌鑿」感知未來吉凶；呈現在她妹妹心芎身上的是「安電仔」，藉此能感知顏色深淺變化，以辨別對方的情緒狀態；而隸屬「總機關」的王梅林，他所擁有的腔口——「影跡」，則能看見未來發生的事。

談到語言的原型，我想到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談論翻譯時，曾指出真正的翻譯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三角關係，必須穿透文字，回到文字背後那前語言的「視覺或經驗」。他寫道，我們必須一遍遍閱讀原文，去觸碰那幾乎無詞的、顫動的本源，再將它安置到新的語言之中。這與《鳥語士亂彈》中的「鳥語」極為呼應——它正是那個尚未被特定文法、政權或翻譯科技切割的原型語言。

在陳這所架構的世界中，翻譯科技「觀框」內建了「鳥語」來對應世間幾千種語言，這樣的機器不需要研究各種語言的文法、語音抑或是詞彙，便能百分之百地翻譯及理解各種語言。然而，這種看似有助於促進人類和平、彼此理解的理想科技，卻因具有「軍事應用之可能」，逐漸被權力體系納入運用，最終成為破壞和平的武器。我認為，真正使「觀框」成為權力核心的，不是它能翻譯所有語言，而是小說假設人類具有共通的語言本能。正因如此，只要掌握能夠完全理解人類語言的技術，便等於掌握了介入、控制人類溝通的能力，因此「觀框」成為威權體制得以運作的重要工具。而「鳥語」作為一切語言最原始的原型，也成為最珍貴且最危險的權力來源；在權力掌控之外的鳥語士，擁有無法被完全控制的特殊能力，遂成為這個威權機關極力追捕的對象。

語言真的只是工具嗎？

作者在小說中藉由「觀框」的發明者施亞文的說明指出：人類必須經過語言才能認識世界，如果沒有語言，人的一切思想行為便無法發揮；而另一方面，人類與世界也往往被語言相隔開。同時陳這也曾在公開訪談中形容，語言就像一道門，使彼此隔開的群體，得以重新連結。或許可以說，語言始終具有雙重性，不僅區隔了人群，也連結了人群。

然而，對多數人而言，語言似乎只是作為看見敘事、彼此溝通的中性工具，而極少注意到語言本身帶來的限制或影響。《鳥語士亂彈》這部小說，不論是世界觀的設定，還是以台文作為載體的文本，兩者都使語言重新變得可見。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再次思考，或許不是我們透過語言理解世界，而是語言決定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大學時期我參加台文社時，曾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會表現出相異的人格。有的社員，在使用華語時，呈現的是精明犀利的個性，但在使用台語時，卻展現出溫和柔弱的面貌，而我在使用台語時，往往變得更活潑，且直率而較不社會化。後來我才逐漸明白，語言改變的或許不只是我們說話的方式，而是我們感受世界、理解自己，甚至呈現自己的方式。我們總以為自己在使用語言，其實更多時候，是語言在決定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它就像是一副永遠摘不下來的AR眼鏡，悄悄形塑我們的世界觀，但我們卻甚少察覺它的存在。

也因此，我開始理解這部小說為何不是讓所有鳥語士共享同一種能力，而是讓每個人都發展出不同的「腔口」。「腔口」是從鳥語發展出來，分化之後在個體身上呈現的各種變體，而這些變體各自帶有不同的樣貌，鳥語士便以其獨特的方式理解著眼前的人、事、物，並以此決定自己未來的行動。

從這個角度而言，語言不只是彼此溝通的工具，更是一整套邏輯與價值體系的建構；命名也從來不只是描述，而是一種界定世界的方式。語言真正改變的，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意義。一塊石頭可能是界碑、文物、神明或武器，差別不在於物件本身，而在於人們如何賦予它意義。

如果順著小說的設定繼續思考，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當「觀框」讓所有人都以同一套翻譯系統理解世界時，它改變的或許不只是語言，而是人們賦予世界意義的方式？

那些不容易的閱讀

《鳥語士亂彈》或許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小說，但正因為如此，它讓我們重新意識到，那些平日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或許正在形塑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而它也讓我發覺，有些閱讀的困難，並不是為了拒絕讀者，而是要求讀者改變閱讀的方式。當我們願意放慢速度，重新用耳朵、用身體接近語言時，那些原本的不適，也可能成為另一種理解世界的入口。

《鳥語士亂彈》最後留給我的，不只是對語言的思考，而是閱讀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重新學習感知世界的方式。

陳這《鳥語士亂彈》
2026
前衛出版

本文作者｜蔡雅祺
任職於國史館修纂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著有《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一書。現關注於國家暴力、記憶政治及檔案轉譯等議題。曾就職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