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像與寫生:魯志楷「設定風景」的感知方法
2026
06
26
文|許鈞宜
圖|魯志楷提供
魯志楷的實踐並非止於對風景的記錄與再現,而是嘗試成為風景,混搭、拼接自我與他人的所見……

風景從何而生?——這一問題反向地反映出人與影像的存在關係,它像是一種特殊的經驗綜合,混融各種感知、內在與外在、人與時空的狀態。肉眼所見的對象集合,並不直接形成風景;相反地,無盡變化、延展的世界亦不立即等同於風景。換句話說,風景既不完全屬於自然,亦非單純源自意識的投射,而是在身體與環境、觀看與感知之間的交互中逐漸被形構。

在個展「設定風景」中,藝術家魯志楷探索人與現實之間彼此交錯、滲入的感知關係,並將風景理解為由多重感知層次所構成的複合現象。風景如同一種持續更替的設定過程,在各種條件的作用下不斷變化:「風景不再只是一種單純的現象,而是一組由特定條件所構成的現象。」1無論是經由影像機器進行錄製與播映的「攝像」,或是在戶外現場透過手眼連結所完成的「寫生」,皆屬於再現風景的不同途徑;而展覽則藉由錄像裝置,以及屏幕、畫布與景框交織而成的跨媒介結構,懸置起風景看似理所當然的顯現,透過不斷調控各種可能的參數,探索其多重變貌與生成機制。

「設定風景」展場一隅。

1. 風景—再現

展覽中的作品,其創作動機源自藝術家在疫情期間無法外出的經驗。當時,他開始觀看石門水庫景區的監視器直播畫面。彷彿隔著一道窗面般,人與外在世界彼此相隔,視線則隨著定時轉動的鏡頭緩慢移動;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觀看狀態中,風景的經驗反而格外強烈地形成,一個經由框取而被限定的現實於此顯現。在展覽現場,可以看見多種不同尺寸與型態的螢幕共同展示著各式景觀。這些螢幕不僅作為風景的載體,也揭示了當代觀看風景的媒介條件。藝術家對此表示:「風景透過手機、螢幕、直播、截圖與分享,逐漸進入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種可以被滑過、截取、傳送,也可以被迅速離開的場景。不過速度越快,可能越難真正停留,並觀察其中有趣的細節。」

如同藝術家所言,對於「風景」的理解,必然涉及對再現(representation)的反思。從遠古時期的圖像描繪,到工業革命後攝影技術的發明,乃至今日的數位影像環境,風景始終在不同技術條件下被建構與重新定義。無論其呈現於何種時代或技術之中,風景皆不僅是對外在世界的單純描摹,更反映著人們理解自然、現實與環境的認識論框架。與此同時,風景也是一種主體定位的方式。透過觀看、測量與想像世界,人們持續建構自身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並在此過程中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

《設定風景:鏡面測試》,雙頻道錄像,15' / 10',2024。

在入口處展出的《設定風景:鏡面測試》,可視為藝術家對疫情期間觀看監視器直播經驗的回應。作品透過重返景區的方式,重新思考一種非具身(disembodiment)的觀看狀態——在其中,觀者僅透過視覺感知風景,身體卻未曾真正移動至現場。因此,藉由實際踏入景區,藝術家試圖從影像的虛擬再現返回具體的地理空間。作品以兩支橫向並置的手機為基礎,其中一道螢幕播放風景區的即時直播畫面,另一道則呈現藝術家於周遭地點移動的紀錄影像。行進過程中,藝術家手持一面長柄單面鏡,不斷朝向監視器鏡頭所在的位置進行遮擋與干擾,並將機器視覺所攝錄的景象重新折返至鏡頭之中。

透過身體的實際介入,作品即獲得了一層關於介面(interface)的意涵。因為風景本身就某種程度而言,可說是一個介於現實與虛擬、有機與技術、整體與局部、流逝與儲存二極之間有如介面般的存在。2正當我們宣稱觀看「風景」時,已非直接、單一地面向自然,而是身處在一個聯通著安裝於各風景區、數據庫房、訊號網絡與電子屏幕的巨大迴路當中。

2. 風景—裝置

從「線上」與「線下」的辯證開始,藝術家的創作持續剝開、抽出構成風景的元素。我們將逐漸意識到,風景即等於某種距離或區隔,必須對自然景觀施加某種介入與布置,遂將其提取、轉化。在《鏡面測試》中,藝術家所手持的自製鏡面器具,便令人想到18世紀中葉於歐洲曾一度流行、用於觀賞風景的「克勞德鏡」(Claude  glass)3,透過簡單的鏡面反射,便能看到有如繪畫、匯聚於鏡框內的精緻畫面。由此可說,透過光線的連結,觀者—媒介—自然即共同形成一種暫時性的風景—裝置。

《雨景02:台北101》,不鏽鋼雨刷、伺服馬達、錄像裝置,2026。

不過,身為當代的觀看者,我們不再像近三個世紀前的人們,滿足於消費即時映射出的景色,而是透過更為複雜的網絡,體驗更為遙遠的所在。《雨景01:石梯坪》、《雨景02:台北101》正好體現今日人類對於風景的框取與展示,兩件作品皆改裝自舊式的小型監看螢幕,同時畫面中呈現擷取自名稱中兩處地點的監視直播串流;而在方正的螢幕外部,則安裝了定時啟動的迷你雨刷、機械式地擦過螢幕表面。巧合的是,觀展當天展場外正下著滂沱大雨;然而步入室內後,面對螢幕中無聲流動的雨景,卻格外令人意識到內與外、人造與自然之間的距離;不時擺動擦拭的雨刷,則具有某種幽默地,繼續徒勞地除去那些由訊號組成的雨水。

裝置不僅是物件的擺放構置、風景再現的搬移,更形成了時差與距離之間的連結,同時亦呈現出發生於現場與傳輸介面之間的所有因子。藝術家說道:「透過螢幕所看見的實時現場,往往伴隨延遲、格放或雜訊等技術條件的干擾,這些痕跡適時提醒我,自己正在遠端觀看一處場域,但也揭示一種介於真實與再現之間的『此曾在』感官經驗。」相較於古典對於臨場、當刻的經驗,當代風景的含義,逐漸賦予關於多種時間的特徵,感知「風景」將等同於對成像、傳輸與載體,位於此處與彼處的複合事件之遭遇。

「雨景」系列作品的畫面擷取自當地實際的監視直播串流,螢幕外安裝了雨刷,定時巧妙地擦去畫面裡的雨水。

3. 風景—疊層

在智慧型手機、監看螢幕、畫架與大型投影幕等不同媒介之間,每一種裝置皆以自身的方式框取與再現風景,使原本混雜且流動的風景經驗,在不斷轉譯的過程中被切分為層層疊置的視覺景觀。不僅如此,置於展場中央的錄像作品《重疊寫生》,更可視為本次個展的核心。影片圍繞風景畫家、亦為資深郵票畫師的李光棋展開,記錄其於三仙台海岸寫生的過程。

在一幕畫面中,拍攝團隊正在沙灘上記錄畫家作畫的身影,而遠方則是被畫布再現的三仙台跨海步道橋。於是,現實景觀、繪畫與動態影像同時交疊出現,形成複數的觀看層次。作品由此構成一種由不同媒介交織而成的「套層結構」(mise en abyme):攝影機、畫布與現場景觀相互嵌套的框架,不僅揭示了再現機制的運作及媒介之間的差異,也使風景在不同尺度、觀看位置與再現層次之間被反覆重組。原本看似完整而單一的景觀,因而被拆解為多重視角與媒介的複合構造。

《重疊寫生》錄像截圖。魯志楷的拍攝團隊在三仙台海岸記錄郵票畫師李光棋寫生的過程。

更進一步而言,作品亦觸及了郵票發行與流通的歷史脈絡,將對風景的思考延伸至文化傳播與視覺消費等議題。例如在影片中,藝術家造訪郵政博物館,拍攝典藏世界各地郵票的檔案櫃;同時也在展場投影幕背面,呈現一組大全張(full sheet)的三仙台地景郵票。郵票的普及,以及其長期以名勝景觀作為主要圖像的傳統,使其成為現代風景文化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媒介。自19世紀以來,無論是西方列強或逐步邁向現代化的地區,皆開始發行描繪風景的郵票、明信片、畫報、插畫與攝影集等,並大量流通於民間。這些微小而可攜帶的圖像,不僅標示著國家領土與疆域的象徵,也映照出帝國殖民擴張、異國情調消費與近代觀光文化的興起。換言之,它們見證了人類如何逐步將自然景觀轉化為可被觀看、收藏與傳播的視覺對象,並使風景成為現代文化經驗的重要組成。

從眼前充滿運動的山和海,來到方寸之間的靜態圖像;從畫架上的矩形平面、再到電器量販店中成排的電視螢幕,「風景」始終棲居於其中,但卻不斷改變自身。《重疊寫生》所探討的,即是風景的生成總連結著其再現與副本之間的關係,像是某種片狀的堆疊;藝術家所嘗試的,並非是再度去描繪一片風景,而是透過拆解與重組、反覆攤展開風景的內部構成。

《重疊寫生》投影幕的背面,是李光棋過往繪製的三仙台地景郵票,魯志楷並於其上做了投影等「後製」。

《重疊寫生》透過反覆的拆解與重組,讓同一片「風景」棲居於不同的媒材之中。

4. 風景—回憶

在展場後區角落,有著一架播放攝影照片的幻燈機,獨自地發出片匣轉動、畫面交替的聲響。然而在這些影像裡,則混合了李光棋拍攝的舊照、以及藝術家在拍攝《重疊寫生》時的工作隨記影像。這件未被明確命名的裝置,仿若創作的後記、花絮,作為某種融會不同視角與記憶的集結——作品的拍攝過程本身,似乎也成為一種風景。

拍攝過程中,聽著畫家談起自身的創作經驗、為郵票取材的故事,魯志楷察覺:「這些過程形成了不同的觀看視角,也慢慢累積成老師(李光棋)對風景的理解。我常會隨著老師的回憶,進入一種旅行的想像。」魯志楷的實踐並非止於對風景的記錄與再現,而是嘗試成為風景,混搭、拼接自我與他人的所見。「我透過寫生行動,和老師一起回到他曾經工作的地方,並在當下重新成為風景的一部分。⋯⋯當這些舊照與工作隨記在展場被再次觀看時,它們也成為旅行、記憶與觀看交疊後的另一層風景。」藝術家說道。

展場角落的幻燈機,交替播放著李光棋拍攝的舊照及魯志楷此次創作的隨記影像。

魯志楷的實踐並非止於對風景的記錄與再現,而是嘗試成為風景,混搭、拼接自我與他人的所見。

「設定風景」可說從媒介論視角出發,涉及再現、監視、傳輸與觀看機制等議題;然而,作品並未停留於對技術條件的分析,而是透過對人物的紀錄與側寫,逐漸將整體語調轉向更為感性而私密的層次,指向個體如何觀看、記憶與經驗風景。於是,「設定」不再僅意味著系統與參數的調控,也不只是影像生產的運作邏輯,而是一種練習感知世界的方法。

 

設定風景:魯志楷個展
2026/5/12–6/28
洪建全基金會

 

本文作者|許鈞宜
影像研究/創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關注視覺文化、當代哲學,攝影與電影美學,探討影像、思想與技術的問題性。作品曾參加「紐約日記電影節」、「台北詩歌節」,以及台灣與國際等地實驗影像放映。另成立策展計畫「non-syntax」,以展覽進行影像的跨地域實踐。文章散見於《藝術評論》、《現代美術學報》、《攝影之聲》等。

註1|台灣哲學學者黃冠閔曾在〈風景的建制及其問題〉一文中說道:「從一般的意義來說,風景作為一種建制,指的是風景有一種恆常性,根據特定的條件持續存在著。人的生活經驗承襲這些風景的實際具體狀態,活在風景之中,將風景視為當然。在人類歷史的傳承中,也將風景固定下來,並擷取特定的某些樣貌當作是風景認知的基底。」詳見黃冠閔,〈風景的建制及其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014 年第二期(總第24期),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243。

 

註2|「作為一種同步發展的現象,電腦顯示介面的出現,讓這種『新型的』多視窗(multiple-window)/多螢幕(multiple-screen)格式,成為日常觀看世界的透鏡,一種普遍化的視覺慣例(visual vernacular)。這種被重新塑造的視覺慣例,需要新的描述語彙來理解其破碎化、多重化、同時並置且可隨意切換時間層次的時空感知。」關於更多討論,可參見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6. P. 3.

 

註3|克勞德鏡,這一種小巧簡易、鏡面略為凸起的深色鏡片,時常被設計為口袋盒造型。在18世紀中葉當時,被許多畫家、旅行者與風景鑑賞者所使用。透過鏡面折射而呈現的風景,相較於肉眼所見,除了因為物體邊框而被強化的構圖感,同時亦能些許過濾與加深色調的分布,使鏡像中的風景更擁有繪畫般的視覺性與美感體驗。此一裝置的名稱源於活躍於再前一世紀的風景畫家克勞德.羅瑞安(Claude Lorrain),儘管畫家本人並未發明此一工具,但因為其作品中柔和與勻稱的光影描繪,導致後人以此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