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的內裡:「遙視」的靈—媒複像
2026
06
22
文|許鈞宜
圖|北師美術館提供,王世邦攝影
它既非針對極遠方的觀看,亦非反對科技而追求精神所見,而是在每一次觀看之中,不斷追問那些未被顯現、卻持續作用的部分……

光學史的倒影

人類視覺史與技術史的發展軌跡,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奠基於一種以「光」為中心的認識論。於不同文化脈絡中,光的顯現時常被視作真理般的存在;尤其自西方啟蒙時代以降,光學與觀看被賦予理性、清晰與智慧等意涵,並成為理解世界與事物的基礎視野。攝影術誕生後,其無須人手介入的機械複製特性,更進一步將光與現實視作近乎等同之物——任何顯映於相紙上的影像,皆被視為客觀的痕跡。

然而,伴隨光之照耀而生的,始終亦有其暗影,並且內在於機器影像之中。光學機制所暗示的「真理之眼」,不僅試圖觀看萬物,同時亦渴望視見那些不確定、不可感,甚至原先並不顯現於世之對象。此一深植於技術中的驅力,在攝影發明初期便已被推展至極:正當人們熱切地以鏡頭記錄動植物等外在物質世界之時,這道目光亦逐漸轉向內在意識,試圖由非人的機械操作,捕捉肉眼所無法企及的界限。1

湯尼.奧斯勒作品《第三眼》,「遙視」展期間於北師美術館外牆的夜間限定版。

「遙視」展一隅,北師美術館,2026。

近期於北師美術館展出的「遙視」中,策展人柯念璞則將「觀看遠方事物」的概念,進一步擴展為對可見與不可見之間、如複寫紙般相互重疊視域的探索。看見那些原先無法觸及之對象——這一看似簡單的動作——不僅意味著遠程、被強化的感知能力,同時指向一種對表面之外(或之後)的穿透性觀看,以及對意識、虛擬與不可視層面的轉譯。展覽以一場發生於1931年日本的心靈實驗為起點:參與者嘗試透過攝影去記錄心靈傳送等超越肉身限制的時刻。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強權國家彼此隱形對峙的過程中,感應、透視與預測等能力,也逐漸被納入電訊傳輸、望遠偵察技術系統之中,試圖發展出一種結合人與機器的全知視域。

透過對歷史檔案的重新梳理與檢視,此次策展不僅探觸光學史的倒影與影像的幽暗對側,更試圖釐清那些既被排除於「大寫攝影史」之外、卻又始終內在於影像機制中的特性。同時,展覽除攝影、錄像與裝置作品之外,亦納入大量檔案文件與相關著作,嘗試從藝術創作、科學與知識體系等不同層面,透過跨文化、跨時代與跨領域的視角,重新思考「靈—媒」(mediation)的多重狀態——作為感知與資訊、記憶與歷史相互交會之處——進一步探問內與外、夢與物、可見與不可見之間難以被清楚劃分的界限,並重新檢視影像自身仍未被解明的多重可能。

三田光一,《月球背面意念成像圖》,攝影,1931。(圖像由福來心理研究所遺產提供)

影像的降靈會

展覽現場,觀者首先看見的是由攝影家三田光一所拍攝、關於心靈研究者福來友吉的實驗紀錄。這些照片不僅作為檔案的重新解密;從視覺物的角度而言,那些淺灰、漂浮於實景之中的稀薄幽影,也同時強調了心靈視像與攝影的某種「顯現」(epiphany)2特質。

在主要展區中,則呈現了湯尼.奧斯勒(Tony Oursler)回應展覽命題所創作的新作《第三眼》(Third Eye)。藝術家以其標誌性的錄像語彙,將冷戰時期超常視覺(paranormal vision)實驗的歷史檔案影像,片段式地投映於巨型人頭雕塑與球體模型等物件之上。在雕塑表面與投射畫面、虛擬與物質彼此疊構的狀態之中,作品宛如一場當代版本的魔幻幻影秀(phantasmagoria)——扭曲而失真的影像,彷彿以附身般的形式依附於物體表面,使觀看不再只是單純的再現,而成為一種穿越距離、經由媒介而顯影的感知過程。

湯尼.奧斯勒,《第三眼》,多頻道錄像裝置,不鏽鋼鏡面、布燈籠、金屬、塑膠、燈光、投影,尺寸依空間而異,2026。

另一側的放映室,則迴盪著謎語般的音波與噪鳴聲響,並與銀幕上的抽象光波同步連動。藝術家蘇珊.希勒(Susan Hiller)的作品《回響(紅外線)》匯集了宇宙星體的電傳聲響,以及關於清明夢實驗的口述紀錄。這些可被感知卻無法被完全辨識的音像,彷彿代表著來自他方的訊息,以及日常現實邊界之外的存有。同時播放的短片、傑瑞米.蕭(Jeremy Shaw)的《閾限者》中,影像隨著攝影機運動逐漸劇烈搖晃、失去辨識性,令人聯想到民族誌電影導演尚.胡許(Jean Rouch)所提出的「電影—出神」(cine-trance)方法:攝影機的功能不再只是為了清晰地記錄一切,而是透過持攝影機之姿,一同參與儀式現場、深入集體感知與通感的狀態之中。

整體展場彷彿形成一種屬於影像的「降靈會」現場——群眾透過靈媒、器物與裝置,開啟恍惚而迷離的感知,並與超自然界進行溝通。在此,觀眾也將經由作品的構成,從感知的投射、載體、接收與遞送之間,進一步體驗到意識在經過諸種媒介反覆轉寫與延宕之後、持續游移變化之狀態。

蘇珊.希勒,《回響(紅外線)》,單頻道錄像投影,30',2013。

傑瑞米.蕭,《閾限者》,單頻道有聲數位錄像,31'25",2017。

意識—技術之政治

當召喚持續,「遙視」已不僅是對極遠方的觀看——如同展出藝術家白南準(Nam June Paik)對電視機的取材創作——而是代表來自遠處、被「傳送的視像」(tele-vision),這並不僅屬超人般的精神念能力可達成,而是早已被內化至現代技術的實踐當中。

在位處地下的另一展區,可見展覽如何從唯靈論的視角、迅速轉為唯物的批判反思:占星、解夢、通靈等行為,轉變為偵察、情蒐和監控等技術實踐;那些閃爍、多色的心靈圖像,即被冰冷、精確的視覺所取代。例如藝術家哈倫.法洛基(Harun Farocki)的作品《眼/機器 III》(Eye/Machine III),呈現出軍事飛行器當中的運作,以純粹機械性的操作,體現出視覺並非專屬於主體,而是可被解構為可供識別、判讀的數據;桑德拉.穆金加(Sandra Mujinga)的《瀰漫之光》,透過數據感測系統,將影像中的身體徹底轉化為數據重—解組下的暫時集合。崔佛.帕格倫(Trevor Paglen)以訪談紀錄形式呈現的影片《多蒂》(Doty),則探討著美國軍方以不明飛行物體(UFO)作為假情報散播、偽造相關資訊等,掩蓋實際發生的軍事實驗計畫。

哈倫.法洛基,《眼/機器 III》,由雙頻道錄像剪輯為單頻道錄像,25',2003。

桑德拉.穆金加,《瀰漫之光》,三頻道有聲錄像裝置,16'15",2021。

崔佛.帕格倫,《多蒂》,單頻道錄像投影,66',2023。

感知與意識的繁雜交互,頓時被以某種技術論(technics)所詮釋,成為大量投注於戰爭、地緣政治的感知—資本。如同哲學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曾說道:「戰爭從來不可能脫離再現(representation)而存在;同樣地,任何高度精密的武器,也不可能不伴隨某種心理性的神祕化(psychological mystification)。武器不僅是毀滅的工具,同時也是感知的工具。」3此即回應著「遙視」在策劃上所欲探究的另一軸線:神祕、未知的靈動與感知,如何被納入技術的部署當中。如同展覽裡大量呈現、關於超心理學與靈學等的檔案文件裡,像是當時由美國中情局主導的「星門計畫」即是此一例證;從中可見,人類對外部與內在同時有著極大開發之欲望,並試圖將二者結合可被操作之對象。

然而,這些計畫與實驗至今看來並非象徵科技的進步,而是顯露出一種龐大的技術狂熱。就像藝術家何子彥的作品《絕境旅館》,於展場營造出一處仿造日本帝國時期、戰爭期間用以接待(或送行)神風特攻隊員的場所;同時,錄像則多線述說歷史與國族的集體痕跡。在作品的聲光與情境布置之中,展場頓時化為一處幽靈縈繞、記憶徘徊的空間。遙遠地觀看,在作品中被轉化為一種跳脫既定歷史視角的目光,一次對自身如殘影般存在的回望。

何子彥,《絕境旅館》,單頻道錄像,84',2019。

機器、幽靈的詩性創造

面對龐雜的問題脈絡,展覽並無全然採取強烈的批判態度,而是保留強烈的詩性語彙,以此對心靈與創造提出想像。位於三樓展區,我們將見到藝術家志賀理江子的作品,《螺旋海岸》懸掛著一組環狀的照片,內容是創作者於日本311震災後,長期駐點拍攝居民與土地的影像;其中大量有著夢境般的濃豔色度、非現實的場景調度。這恍若呼應展覽中,那些早期嘗試呈現出逝者鬼魂、大腦意念的攝影實驗。介於虛構與紀實之間,那些被以感性目光所注視,關於集體記憶、心靈與創傷的精神能量,即隱約地透映於影像中。

志賀理江子,《螺旋海岸》,噴墨印刷,尺寸依空間而異,2009–2012。

藝術家、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錄像裝置《日光》,延續他於電影中對於夢境、鬼魂等元素,在一面透明玻璃屏幕前後投映著影像——取材自早期泰國恐怖電影,故事講述一名失明男子找尋自己被奪走的眼球。從作品形式到故事核心,皆指涉電影本體的問題:光與暗、可見與目盲、屏幕與現實、反射與穿透⋯⋯;這些條件的交錯,不僅構築出一種幽靈般的感知狀態,亦使影像彷彿脫離固定的載體,既附著亦游離於物體之間。

阿比查邦.韋拉斯塔,《日光》,玻璃、金屬底座及雙頻道錄像投影,19' 32",2023。

同時在旁展出的,藝術家松澤宥的作品《我的死亡(僅存在於時間之中的繪畫)》與車學慶(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口對口》,皆充滿當時前衛藝術、觀念藝術的風格表述,並且以極簡的媒材布置,顯現出精神或思維的存有狀態。前者以一張寫有謎語般的文字紙板,令人在閱讀之際亦衍生出某種詩性想像。後者則在一架雜訊閃爍的電視,呈現一只喃喃作響的嘴部特寫,在看似規則的發音口型下,實則被各種的環境聲響交替掩蓋。

這些作品,一再令人意識到某種內在於媒介、機器當中的幽靈,以及其是如何在一種不確定的話語中,展開自身的詩性構成。換言之,展覽在此又再次轉化了媒介的意義,並從關於靈視、超能的層面,移至充滿詩性的創造活動中。媒介不僅是紀錄與見證的載體,而是總是位處於差異之間,成為一種向未知敞開的感受方式。

松澤宥,《我的死亡(僅存在於時間之中的繪畫)》古根漢版本,展覽複製件,面板印刷,101.5×101.5×2.6 cm,1970/2025。

未知的顯像

從對於不可見的洞察開始,我們歷經了透過技術對心靈的探測、感知的延展和傳譯,來到以其不穩定、多變性而觸發的想像。於此之中。即可發現一種複寫般的情境,每一段書寫、每一道影像都各自裂解為交錯著已知及未知、可見與不可見的混合性。最終,展覽並非以科學實證的準則,檢視著再現技術的真偽,而是反覆鬆動著既有的媒介屬性。

藝術家許哲瑜、陳琬尹的錄像作品《災變論》,即在展覽整體裡,作為反轉可見性的嘗試。啟發自媒體社會中對無數災難的呈現,作品以3D建模掃描、動態感測等方法,營造出某個充滿皺褶、難以辨識裡外的世界:如同其中那些土灰、邊緣粗糙的數位身體,既有著如實測量的形體,亦有稍縱即逝、不斷溶解的質地,重新面對當代處境進行敘事,並持續顯露出內存於可見事物中的內摺。

許哲瑜×陳琬尹,《災變論》,錄像裝置,13',2025–2026。

哲學家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寫道:「被幽靈糾纏,意味著記住某種從未活在當下的東西,記住某種本質上從未具有『在場』(presence)形式的東西。⋯⋯現代技術與表象(appearances)所顯示的恰恰相反,雖然它是科學的,卻使幽靈的力量增加了十倍。未來屬於幽靈。」4這或許回應了「遙視」最基進的提問:它既非針對極遠方的觀看,亦非反對科技而追求精神所見,而是在每一次觀看之中,不斷追問那些未被顯現、卻持續作用的部分——或許我們看見的,僅是影像的半面 。

 

遙視
2026/4/18–6/28
北師美術館

 

本文作者|許鈞宜
影像研究/創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關注視覺文化、當代哲學,攝影與電影美學,探討影像、思想與技術的問題性。作品曾參加「紐約日記電影節」、「台北詩歌節」,以及台灣與國際等地實驗影像放映。另成立策展計畫「non-syntax」,以展覽進行影像的跨地域實踐。文章散見於《藝術評論》、《現代美術學報》、《攝影之聲》等。

註1|早在攝影術發明之初,人們便已將此一技術投注於對靈魂與不可見存在的探測。除了試圖拍攝靈魂、意識形體的「仙靈攝影」(spirit photography)等實驗與通靈活動之外,19世紀中葉盛行的「亡者攝影」(post-mortem photography),亦透過逝者與在世親族的合影,模糊了生與死的界線,並使死者得以在影像之中持續存續。這些早期攝影實踐顯示,攝影自誕生以來,便不僅是記錄現實的技術,同時亦持續牽涉著死亡、靈魂與存在等命題的想像與辯證。

 

註2|「顯現」(epiphany)這一字詞原先指涉著神靈顯像之義,除此之外,更有著「頓悟」的意涵,如同一種瞬間且震驚的啟發。今日對於這一詞彙的使用,儘管不具有過多的宗教性或神聖性,但同時仍保有著極為瞬間與強烈的認知行動。

 

註3|Paul Virilio.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Trans. P.Camiler. London:Verso, 1989. p8.

 

註4|此段對話原先是德希達參與導演肯.麥克穆倫(Ken McMullen)的電影《幽靈之舞》(Ghost Dance,1983)於片中所說的話語。此段討論後來則收錄在德希達與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對話訪談錄《電視的回聲書寫》(Echographies of Television,1996)一書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