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吳明益已經做好放棄一切的準備了——2006年，他走進東華中文系主任的辦公室，第一次遞出辭呈。

那時候，吳明益還只是個新進的助理教授。32歲任職，面對所有事情都是滿身幹勁，可是要沒兩三年，他就發現這樣行不通。「剛開始真的超認真，備課都是備到凌晨3、4點⋯⋯」吳明益說，「可是沒時間寫作啊，所以我就想說不要幹了。」

那個時候，他正著手進行《睡眠的航線》。

吳明益回憶，寫那部小說時，「開始覺得我的小說會走到另外一個世界，那是跟我同輩作家所在的不同的世界，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

事實上，辭職不僅對他來說是個艱困的決定，對東華中文來說也是。得知此事，從系主任到教授們逐一勸說，情理相交，最後留住人的還是彼時人社院的院長高長。吳明益說他一生就見過院長一次。高長院長說的話也很有意思，他說：「我不認識你，也不懂文學，可是大家都說你很好。所以，這樣好不好？你做個研究休假，留職停薪。」

事實上，不只是高長院長，那時候，吳明益的名字仍像是蝴蝶停在「陰影、夢想、神祕主義和形式」¹、只停留在文學愛好者的心裡。即便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迷蝶誌》，便已獲得諸多大獎，且其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也多有討論。

可是，那都只是開始而已。他知道。

商人之子，又不止如此

1971年出生的吳明益，乃商人之子，也是中華商場賣皮鞋店鋪裡，最小的孩子。上有四個姊姊、兩個哥哥，家教甚嚴，放學晚一分鐘回來都會捱一頓痛打，不知是否為這個緣故，家裡孩子普遍叛逆，半數都曾離家出走，至於最小的自己，嗯，在父母眼中大概也不是什麼好搞的孩子。

「國小的時候，中華商場逐漸繁榮，我們家也開始賺錢，我爸在永和買了房子，我就在頂樓養鳥，全盛時期養了十幾籠，留有自己養的，也有拿去賣同學的。」

養鳥賣同學？啊，畢竟是商人的孩子嘛。吳明益後來把很多事情的理由都歸因於此，甚至當被問及他的演講魅力怎麼成形的？也只是悠悠地說：「我是商人的孩子啊。」

總而言之，商人的孩子能說能講，想要賺零用錢也自己來。念國中時，他教同學把鳥養在抽屜，暗暗的環境鳥不會叫出聲，在班上掀起一股風潮。雖然，也很快就因為其中一隻鳥的啼叫而中斷這場買賣。東窗事發，吳明益念的永和國中非常嚴格，校方請家長到校，比學校更嚴格的父親知道以後，一口氣把吳明益養在頂樓的鳥全都放了。

「那是我們關係決裂的第一次。」吳明益說。

後來還有很多次。例如他大學考上輔仁大傳系，父親認為拍影片不是什麼正經事；大學期間為了交作業在自家頂樓拍電影，父親衝上來當著所有同學面給他一巴掌；又或者，當完兵以後，吳明益竟爾去念了中央大學的中文研究所。那時候，父親甚至不念也不勸了，兩人的關係降到冰點，之後多年幾乎不再交談。

幾年以後，父親離世，吳明益在收拾父親遺物的過程，翻找到一處上鎖的抽屜，打開以後是一張照片。「照片裡我爸大概13歲，那是他去日本製造戰鬥機的照片，我現在也還留著。一直到那時候我才覺得，好像我人生某一部分也跟大歷史有關，我不是只是商人的孩子。」

《睡眠的航線》就是在那張照片以後誕生的，也約莫在那個時候，他確信自己有寫作的能力。

——只不過，有個人比自己更早發現「吳明益絕對能寫」。

那人便是宋澤萊。

來自宋澤萊的電話

將時間倒轉一些，回到吳明益的第一本書之前。

20歲出頭的吳明益，曾一心憧憬作家這身分。

「那時候覺得這個身分很有虛榮感，彷彿更能受人尊重，或者是，在社會上好像滿有地位的？」他說。

這個憧憬所為何來呢？

也不確定是不是就是高中那次，為了賺自己的零用錢，他投稿明道第9屆全國學生文學獎，並以〈父親的木尺〉拿下高中散文組第二名。當時的國文老師吳美幸還因此送了他幾本書，其中一本他印象好深，是九歌出版的《丰采》，裡頭全是當代作家的剪影輯錄。

成年以後，確實也有許多動力推進著他寫作。曾經在《音樂時代》雜誌寫流行音樂樂評，或者在《廣告》雜誌寫廣告評論，那些都是大學期間的人脈交錯介紹，加上自己擅以文學觀點剖析不同領域的面向，以90年代的台灣來說，簡直是跨域的先行者，喜歡此類風格的讀者、編輯並不少。

可是，那無論如何都比不上宋澤萊先生的一通電話。

剛退伍的吳明益，雖說已拿過些文學獎項、退伍前也在不同雜誌投稿多篇作品，但沒有一篇被刊登——除了《台灣e文藝》，那是由宋澤萊等人負責的文學雜誌。

「我那時候剛退伍，想給自己幾年的時間寫作，準備報考研究所的時候就接到宋澤萊先生的電話。他要我盡量寫，鋪張地寫，他說不管寫多少字，我寄過去，他就會登。那時候，他一面編輯、一面會把翻譯的詩作或者是文學論述寄給我們這些投稿者。我認為，我是因此才能寫作，畢竟知道有個地方可以投稿，你會比較放心。」

吳明益的第一本書《本日公休》也是這樣來的。

「寫著寫著，他說好像差不多是一本書的量了？就幫我拿去給九歌。感覺出版社那時候，好像也是礙於宋澤萊先生的情面才要幫我出版，過程中我一次也沒有跟編輯碰到面、沒談過作品，書就這樣出來了。」

比起暗中揣測的浪漫，日光下的現實會把生活的皺褶看得很清楚。不是所有人的第一本，都是來得那麼璀璨、那麼怦然。

事實上，出版第一本書的期間，吳明益正就讀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於裡於外他都離自己想像中的「文學圈」越來越近，然實際上，他卻是將一切看得越來越不以為意。

「因為後來發現，大家其實都很普通。」吳明益說：「尤其我念到博士班，身邊的同學未來也應該會在大學任教，跟他們一起上課，感覺到大家都是尋常人，純粹就是喜歡文學。有些人喜歡得多一些，所以讀起書來格外認真。說作家普通也不是貶低，而是我在《本日公休》裡就思考過的，在升學體制下，即使建中、台大一路以最菁英的姿態在這個環境裡生存下來的人，也都在生活中顯得普通。我一直認為，創作者認清自己的普通，比裝成『自己在從事一個神祕、且尋常人好像無法理解』的行業，要來得重要。」

Nikon F-801底下有什麼？

失望嗎？一個懷抱作家夢的青年，長大以後發現，這就是引頸期盼的世界啊？存在這麼多平凡甚至庸俗之事，會感到失望嗎？吳明益說不會啊，「怎麼會失望？只是知道我找錯方向了，我喜歡寫作，未必得喜歡文人圈。」他說。

就像過去，他經常面對有志於創作的青年說的，也像很多年前，曾經對自己說過的——在明白現實以後，你或許才有機會，知道自己面對的不是作家的身分，而是寫作本身；或許能夠退去「太想成為作家」的欲念，開始面向自己書寫的渴望。

明白此理以後，生活會倏忽變得無比單純。

吳明益記得自己念博士班期間，租在沒有路燈的田間小路，整間屋子都是外籍勞工，雅房塞不下的書就堆放公共空間，一學期只要7000塊，夏日時蛙聲雷鳴。很多早期的作品，都是那時候寫下的，吳明益說：「那時候的寫作題材只有你的人生，你的記憶，以及當下接觸的一切，我還沒有開展書寫其他世界的能力。」

既然那時候只有自己，那就得更頻繁地出走。

從大學開始便是如此，吳明益拿著大姊送的相機Nikon F-801，從早期為了交課堂的作業，到而後為周遭的街景駐足——駐足，最早教他停留、等待時間的光影者，是不是就是相機呢？

所以，那時候的他，才會甘於在環亞百貨公司打工嗎？領著一小時50塊的工資，將市內的盆栽搬上頂樓日照，供展區的蝴蝶吸取花蜜，同一時間也跟一小時300塊的解說員抬槓，對方教他製作標本的技巧，向他指認每隻蝶的名字，並且告訴他若真有興趣不要待在這裡，要走向山，真正的山，這讓他不僅只是捕捉室內的蝴蝶，也帶著相機，朝向「溪流、天空、砂和砂之間的縫隙」²。

所以，他才會在東華任教期間也那麼做吧？日日將相機放置在同一個位置，記錄雲景的變化，有幾年，他課堂上的期末結語，都是魔幻時刻的雲海之姿，以此向同學宣告時間的流淌。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吧？後來的他不僅只是朝山走去，也持續向喧嘩的海、向河流溪谷。某一年學期末了，他向眾人宣布自己將從花蓮出發，徒步走回台北，在數個雨日中朝北而行。

在吳明益認為自己尚無能力抵達他者的世界以前，就是靠這具普通的身體，盡可能離這塊土地再更近一點。散文集《蝶道》與《家離水邊那麼近》，便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而更多年以後、於2014年所出版的《浮光》，更是一口氣收集了他以鏡頭捕捉下時與光的足跡。

「寫詩和攝影最大的不同是，拍照的人一定得到要拍的地方去。」這句話明明也是出自於吳明益的筆，但是他的散文，卻都懷抱同樣的意志——縱使寫出像詩一樣的句子，又經常是走到現場、才過篩完成的語意，因此，真正被讀到的時候，才會是那樣細密，準確，又直扎人心。

走到世界另一端的小說

當然了，所謂作家這回事，不是把執念放下以後，就能夠阻止一切關聯。

後來的吳明益，幾乎可以說是有意識的斬斷很多連結。包括他其實花很多力氣，不再於任何雜誌寫稿，或者，僅維持最低限度的受訪頻率，更鮮少參與任何典禮後的茶會互動。圈子內的交際來往，若不願虛與委蛇，那索性誠實地保持距離。

代價當然是有的，他知道自己過多的原則未必讓人能接受。

「可是，事實證明，即便不去管那些事情，我的作品也可以活下來。」

活是活下來了，不過老毛病卻不斷作祟。待2009年太平洋上的「巨型塑膠垃圾漩渦」新聞一出，長篇小說《複眼人》的點子於焉誕生，吳明益說：「所以我又想辭職了。」

好在，彼時邱貴芬教授以「研究員」的名義邀請他至中興大學客座，教書的大任再度鬆下來，除了meeting、講座外的時間，他可以專注在小說裡頭。

倒是說，這病總不能一天到晚發了又發吧？於是，在2010年左右，他集中精神撰寫期刊論文，把升等的點數拿下，出版了《以書寫解放自然》第三冊，總算升為教授，爭得合情合理合法的休假。

長篇小說《單車失竊記》、以及後來的《海風酒店》得以完成，他偶爾會笑說，是因為自己「不用再那麼認真教書了」——不知情的人聽了還以為他現在多怠慢？事實上，受訪前一日他才剛結束一學期的「世界文學」課，光是給學生的回信就寫了兩萬多字。

總而言之，《睡眠的航線》作為吳明益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的確是一出版就帶來巨大的驚喜，但如今看來，更像是一陣前奏似的鼓聲，隨著《複眼人》獲得法國島嶼文學獎（Prix du Livre Insulaire）小說類大獎、《單車失竊記》入圍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此類台灣作家首次在國際上取得的成績，同時也為台灣文學打開世界的大門、促使各國版權人對於台灣文學的信心加深。

同時，也印證他當初的判準沒有錯——「我認為自己有書寫的可能，會走到哪裡不確定，但我的人生要為那個可能性做些什麼才有意義。」

迷人的普通

可是追根究底，吳明益作品最最迷人之處，或許還是在於他的「普通」。

不是隨處可見的普通，而是字裡行間傳達出來的、安於日常的重量。

自《天橋上的魔術師》開始最為明顯，無論是小說或者散文，其文字的節奏乃至行文技巧，易讀性越來越高，若單獨拆解某些句子來看，結構非常簡單，讓人幾乎就要以為，尋常人也能習得這類說故事的方法。他寫貓寫鳥，寫些童年往事，生活的踏實氣味，從書裡流洩出來。

吳明益說「天橋」的獨特之處，乃是他在不同的演講中、陸陸續續說出來的某則故事所致，他解釋：「最早是『有河書店』，當時我帶了一個故事去講，發現反應很好，那一學期我就跟學生說，我每星期講一個故事，到期末就有一本書。同學都覺得不可能，結果那一學期我就把小說寫完了。」又或者，是「講完了」。

不過，後來那些沒事前「講出來」的小說，又要怎麼解釋呢？

如何說明，《單車失竊記》在開篇就以那麼恬淡的文字譜出「稀微」（hi-bî）之景色？如何說明《海風酒店》裡，兩個孩子在山洞中「往對方的名字走去」之中，以那麼簡單的對話、藏了那麼深的隱喻？又要如何解釋，在《苦雨之地》中的〈人如何學會語言〉之篇章，那個近乎魔幻寫實的角色，以手語仿擬鳥的聲音在無聲中與世界對話，此般萬籟俱寂又震耳欲聾的感受，到底是怎麼完成的？

這些段落都讓人覺得用很輕的筆、訴說很重的事，句意幾乎看不見狠勁的雕琢，卻往往在讀後帶來巨大餘韻。

「那是因為啊⋯⋯」吳明益說，「我大概在《複眼人》的時候，就知道怎麼跳火圈了啊。」

所謂的跳火圈，是這樣的——吳明益說：「有段時間我也很糾結在一些『經典』的文本裡，有時候讀某些作品沒有感覺，可是能說出來嗎？在文學院講這種事情很丟臉啊。但仔細想想，很多經典都是死掉一百年的作家，他們的讀者也都死了一百年，我模仿他幹嘛呢？我應該要看的是整個世界上跟我同輩的作家怎麼寫、朝哪裡走？明白了這件事以後，直接改變我的寫作狀態。」

活著的人，擔憂的都是普通的事情。

30歲以前，那個還抱著作家願景的吳明益，每年都會鄭重地寫一封遺書，他說從以前到現在的文藝青年，大概都有幾分想死的念頭吧？所以落筆之處，常常也是大生大死；但30歲以後、乃至此刻，比起用力寫著的時刻，更多時候，他似乎已明白「不寫」的必要性。那就好像，他在《浮光》曾經寫過的瞬間——步行於萬華的街頭，會意識到自己的相機如同槍口，面向他人的攝影或許也將成為發射的子彈，於是拿著相機的人，終究鬆開快門鍵、成為漫步在街道上的其中一人。小說家的筆，不也如此嗎？

大時代，或者小日常，本來也都是當下的光景而已。

那個時代，有中華商場由盛轉衰的轟然；那個日常裡，有個孩子曾無能為力地看著所有籠裡的鳥、本能的飛向天空，一去不返。這個時代，有被開挖的山、乾涸的溪谷；此刻的日常裡，有個每每被問及未來寫作計畫，就把「明年可能就死了也說不定」掛在嘴邊的吳明益。

「那麼，你現在還寫遺書嗎？」

「沒寫了啊。」他一邊說，一邊整理番茄的藤架，再接著走進那個自己一手搭建起來的小屋子，眼前的一切景色，也在他「不寫」的範疇裡。吳明益說：「現在⋯⋯看能不能活長一點，覺得這樣的人生，還滿不錯的。」

能讓他說出這句話，肯定不只是因為文學的關係。

但是，文學必然也是理由之一吧？

 

本文作者｜郝妮爾
宜蘭人，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負責人。出版散文集《我家，或隔壁》、《去你媽的世界》，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勵馨基金會劇本《拾蒂》。創作範疇橫跨散文、小說、劇本、童話；同時耕耘評論與採訪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