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張弘榤即驅車前往基隆拍攝。

前一天深夜，他接獲通知，漁民在定置漁場發現一隻小鬚鯨遺體，預計翌日清早7點解剖。該幼鯨體長約289公分，推測出生不過數週。

過不了多少時日，他又現身花蓮崇德。這回，崇德外海定置漁網內發現另一隻鬚鯨死亡個體，身形碩大，實際測量體長約14.8公尺，同樣計劃於現地進行初步解剖及採樣作業。

張弘榤的大型登山包裡，裝有攝影機、平面相機、GoPro、空拍機及穩定器五大裝備，為了應對突發的活體擱淺或救援，他必須確保所有器材皆為滿電狀態，一旦接獲訊息，30分鐘內即可出門。

他甚至在車上或包包內常備暈船藥，以因應隨時可能發生的出海拍攝任務。

張弘榤從學生時期投入紀錄片領域，迄今十多年。他長期拍攝台灣鯨豚擱淺、救援與死亡現場，也拍同志議題，近年又投入鱟的復育與影像記錄。這些主題指向相似的核心：少數、陌生、遠離大眾日常，卻又真實存在於這座島嶼上的生命與處境。

「這些題目都很特別，但大眾的理解通常很片面，需要有人去訴說、去轉譯。」他說。

從一場NGO媒合會開始

張弘榤最早接觸鯨豚，不是因為從小立志要拍海洋生物。恰恰相反，他說，那原本是個很遙遠的世界，「你不會想像，自己有一天會投入拍攝這個題材。」鯨豚彷彿只存在於Discovery頻道，是海洋另一端才會出現的生物，與自己的人生沒有明顯連結。

真正的起點，是學生時代一場替NGO拍微電影的媒合活動。他當時剛從康寧專校數位影視動畫科畢業，準備進台藝大，既想找題目，也想試著拍點什麼。那次媒合會上，他看見中華鯨豚協會，不免覺得新奇，原來台灣真的有人在做這件事。

起初，他跟拍的內容多半是教育宣導，成品也比較像介紹協會的影片。後來他主動向協會表示想繼續拍，把這個題目延伸成畢業製作，沒多久便真的碰上活體擱淺事件。他以鯨豚擱淺專員為主角，深入台灣鯨豚第一線救援現場，前後歷時八個月拍攝及後製，完成紀錄短片《鯨與象》。

關注人與動物如何共存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張弘榤一拍鯨豚就是十多年？

「老實說，一開始也沒想到這件事會跟著我這麼久。但中間其實中斷過幾年。」2017年至2020年間，他把鏡頭轉向台灣同志運動的重要人物祁家威，完成紀錄片《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隨著對紀錄片創作的理解逐漸成熟，他回頭檢視過去的作品，發現有些成品其實還不夠完善。同時，他也慢慢意識到，「好像沒有太多人在做你真正想看的那一種內容。這條路好像還是得自己走，得用自己的鏡頭去講自己想講的東西。」因此，當同志議題告一段落之後，他又回到鯨豚的拍攝現場。

張弘榤說，台灣並非沒有人拍鯨豚，也不是沒有人關注環境議題。只是有些作品選擇把焦點放在物種本身。在他看來，這類生態紀錄片往往過於「純生態」，人類只是在畫面中負責解說的角色，像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

另一種常見的呈現方式，則是將議題推向環團與政府、開發與保育之間的對立，並以雙方衝突作為敘事主軸。

「那不是我追求的環境紀錄片。」張弘榤說，「我更想拍的，是在這個議題裡，人與環境產生的碰撞，他們的所聞所見，以及他們理解的真相。我比較在意人物本身，還有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裡經常會有一個或幾個很鮮明的人物。獸醫、研究者、第一線救援者、長期觀察員⋯⋯，他不急著把人當作專家或解說者推到前面，而是想知道：一個人為什麼留在這裡？他怎麼理解自己面對的動物？在一次次救援、解剖、判讀與等待裡，他承受了什麼？

張弘榤說，如果未來自己沒有辦法一直待在這個題目裡，至少希望曾經被他拍過的人，可以被更多人記住。「當他繼續在這個領域努力的時候，就能獲得更多社會上的理解與支持。」

這樣的敘事選擇，也使他和某些強調對立、衝撞的紀錄片路線逐漸拉開距離。他並不避談衝突，只是不想用衝突去支撐一切。「那種方式很尖銳、很戲劇化的對立，我沒有很喜歡。我比較希望用溫和的影像帶觀眾剖析沉重的傷痕。」

比起指認一個敵人，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把一個陌生的生命現場打開，讓觀眾願意走進去。

長期拍攝的意義，是等一個題目慢慢長出來

張弘榤重新回到鯨豚議題的契機，是近年台灣如火如荼推動離岸風電開發。這些大型工程不僅改變海岸地貌，也可能對白海豚的生存環境造成威脅。

他從2019年下半年重新開始拍攝，一直持續到2021年底，才覺得手上累積了足夠的素材，可以剪成《鯨之聲》。他拍片的方式，並不是先有完整大綱，再按圖索驥地蒐集素材；拍攝過程更像是一點一滴慢慢拼湊：擱淺案例、噪音干擾、教授的研究⋯⋯各種片段逐漸堆疊，最後才形成完整的故事輪廓。

張弘榤形容，「很像你買了一盒拼圖盲盒，每次打開都不知道會拿到什麼零件。你要慢慢拼，拼到某一天才發現：好像已經可以成形了。」

在拍攝之前，他也會反覆問自己幾個問題：「這個故事是不是我真的想拍？我為什麼喜歡這個角色？這個角色身上有什麼東西，可以讓觀眾產生共鳴？」一旦找到那個共鳴點，他就會設法在影片中把它放大。

「我原本就長期在記錄某些固定角色，也會留意一些新的獸醫或研究者，看他們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麼，慢慢把他們納入我的觀察名單。」

每一次拍攝往往同時包含不同元素。「我今天拍的，可能同時有三個人物，還有今天處理的那隻動物。接下來就看：這隻動物的種類，能不能和未來某條敘事線接起來；今天這個人，之後還會不會再參與其他救援事件。只要有可能，我就先把它存起來。」

正在進行中的長片《島嶼鯨聲》（暫名），張弘榤希望從更長的歷史脈絡出發，重新梳理這座島嶼與鯨豚之間的關係。從台灣曾經捕鯨、利用鯨豚的時代，到後來逐漸開始談論保育；再到今天，我們以另一種「對世界更好」的名義推動綠能開發，而這些開發，仍可能持續擠壓牠們的生存空間。

「我想把這條脈絡拉出來，讓觀眾看到，在這座島嶼上，人類發展的每一個選擇，其實都和鯨豚的命運連在一起。」

在大議題裡，找到進入故事的方法

學生時代拍片時，張弘榤的創作方式比較像「以小見大」，題材聚焦、規模也較小。但到了拍攝《鯨之聲》，以及如今籌備中的長片，他逐漸意識到，必須把故事放進更大的議題脈絡之中。同時，在這樣的宏大議題裡，如何讓觀眾仍能透過角色進入故事，變得格外重要。

「如果一直拍動物受傷、擱淺，其實能講的故事有限。但如果直接把很大的議題丟給觀眾，有些人又會反感、沒有興趣。」他說，「所以我一直在摸索的是，怎麼在談大議題的時候，觀眾仍然是從故事、從人物、從情感進去，而不是一開始就覺得自己在接受一場環保說教。」

談起這些年最震撼的現場，無非是活體動物驟然死亡的時刻。也許前一秒，大家還覺得牠狀況不錯，彷彿再撐一下就能轉送、救治，甚至有機會回到海裡；下一秒，牠就在現場劇烈掙扎，然後死去。

不久前，張弘榤拍攝到一起在台灣相當少見的革龜擱淺事件。原本經過醫療處置，狀況看似穩定，甚至已安排野放；沒想到就在野放前一晚，牠突然死亡。解剖後，在胃中發現超過7公尺長的廢棄漁網。若牠真的撐到野放完成，這個故事，或許只會停留在另一種看似順利的結局。

「那時候你就會知道，動物身上有很多未知。」他說。

這也是他為什麼對解剖、採樣等程序始終抱持高度關注。因為若缺少這些科學判讀，社會在面對一隻鯨豚的死亡時，很容易只剩下責怪、情緒與各種陰謀論。他說，有時一則新聞標題就足以帶動輿論方向，但現場的證據未必支持那樣單一、簡化的解讀。他真正想拍的，是在各種快速判斷之前，那個更複雜、也更接近真相的過程。

可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觀眾並不是研究者。影像若只剩下打開後的血肉，很多人會立刻掉頭就走。因此他總想盡量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於解剖前拍下完整的動物外觀。他想讓觀眾先看見「牠原來長這樣」，先產生連結，之後才有可能理解牠經歷了什麼。

一場關於鱟的影像溝通實驗

若說鯨豚是他長時間待在第一線後慢慢長出來的題目，那麼鱟，則始於2021年的一則新聞。

那年，他看到報導提及基隆有單位正在進行鱟的復育工作，才開始關注台灣本島的鱟。「我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台灣本島曾經有鱟，而且數量不少，只是後來在海岸開發與棲地改變中，一點一點消失了。在幾乎已經滅絕的狀態下，竟然還有人努力復育、抱持希望，這件事很打動我，尤其是看到那些鱟寶寶可愛的模樣。」

他認真回溯台灣的歷史資料，發現鱟其實在本島上留下不少痕跡。從方言的俚語，到少數宮廟裡的木雕與圖像，都還能看見鱟的身影。

在他看來，鱟的消失，某種程度上就像人類發展歷程的縮影。

「牠明明這麼特別，卻正在從我們的認知裡慢慢消失。」他說。

後來，他不只拍鱟，甚至把一隻鱟寶寶帶回家養。當年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推動「鱟知鱟學」計畫，帶領學生養殖稚鱟，張弘榤也領養了一隻。每天調配海水、控制鹽度、餵食、觀察牠脫殼與生長。

整整三年，這隻鱟才從綠豆般大小的幼體，慢慢長到如今約十公分。

他笑說，自己養的那一隻，竟奇蹟般成為那批復育個體中長得最大、也活得最久的一隻。

「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養了鱟，我和這個題目的關係就不只是拍攝者而已。你每天照顧牠，會很直接地感受到：這個生物要活下來有多不容易。這三年裡，我累積了很多很貼近、很生活化的素材。」

「鱟其實是一個很適合影像敘事的生物。」他說，「你可以先用牠的外形抓住觀眾，讓大家產生好奇，再慢慢帶到牠背後更深的棲地、歷史，還有人類開發帶來的問題。」

2025年夏天，張弘榤發起《鱟會有期》紀錄片集資計畫。為了募資宣傳，他連續90天在社群平台上更新與鱟有關的知識、影像與飼養筆記，最終累積近兩百萬瀏覽，並成功募得一筆資金。他說，那其實也像一場教育推廣實驗，讓他更確定一件事：「很多議題不是沒有人在乎，而是沒有機會被大家看見，需要有人去梳理， 好好說出來。」

替角落裡的人事物打開一盞燈

訪談最後，問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想了一下，說自己比較像「幫各個在台灣角落裡的人事物，打開探照燈的人」。

「我沒有想要服務我自己，在敘事上，我的主觀性並不強，而是希望藉由故事，加深大家對於裡頭人物角色的情感投入，進而關注這個議題。」

在紀錄片創作這條路上，張弘榤的願望其實很簡單。只要能一次次背起器材、一次次出發與抵達，只要能一直拍下去，就很好了。

本文作者｜王昀燕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求知若渴之人。一手寫文藝，一手寫財經。著有《再見楊德昌》，另於博客來OKAPI開設專欄「文青理財的50道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