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我小心翼翼地走進排練場。排練場上，翃舞製作的舞者們正練習著剛得獎的作品《推拉》。靠在牆邊的一名女子，一邊伸展著她側身的筋骨，一邊緊盯著iPad上的音樂筆記；她便是我此趟北上的採訪對象，同時也是我許久未見的好朋友，鄭伊涵。

「這個動作好像反了，應該是從前面的方向包進去⋯⋯」在編舞者賴翃中排練的當下，她輕聲地提醒。

鄭伊涵，1990年出生的中生代舞者。來自基隆的她，身上並沒有那種雨都的沉重氣息；相反地，每次見到她，總像是看見雨過天晴的海港，輕盈且帶有一絲的明亮。過去，伊涵在排練場裡頭就一直是吸引大家的開心果，不論是舞者、老師，還是來看演出的觀眾，都會為她正面的氣質所著迷。即使她的身體曾經歷甲狀腺機能亢進與躁鬱症的侵擾，這抹陽光般的笑容也未曾消失。2020年疫情期間，在眾人最艱辛的時刻，她發表了自己的長篇獨舞作品《孤獨號》。在作品中，她以一名漂浮在海上的水手之姿，透過身體撐桿、張弛的肌肉作帆，在黝黑的劇場裡帶領觀眾，共同關照與面對生命之孤獨。

如果你不把自己變成大海的話，你每天都會暈船。
——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給像我這樣的人的好建議〉（Good Advice for Someone Like Me）

可就是這樣的伊涵，也曾在生命的漩渦裡無法自拔。縱然病痛的打擊扳不倒這樣一個獨立的女性，然而世俗對於「美」的認同與感知，也讓她在面對自己精壯、陽剛的身體線條時，一度陷入深深的迷惘裡頭。

第一生：撕下「關公」的標籤，長出自己的血肉

高中時，伊涵曾被人形容，跳起芭蕾舞來像極了「關公」。

這樣的評判對一個正在邁入青春期的舞者來說，不免令人感到有些窒息；然而，除了對外型的恐懼，她還有另一個戰場，是面對「標準答案」的束縛。

「我很害怕即興。」伊涵回想起小學四年級的一場舞蹈檢定考，隨著音樂播放，所有人都在鼓勵她自由發揮時，她卻像被釘在原地般無法動彈。「我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只要你給我拍子、給我方向，我就可以達成；但你要我創造，我不會而且也做不到。」

這種對指令的依賴，曾讓她將「考進雲門舞集」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生軌道。但直到進入北藝大舞蹈系的體制後，她發現有些人會在沒有目的性的排練室中，自由探索舞蹈的形狀。她也在加入這個過程的同時，察覺到自己不用當一個漂亮女生，也不需要去尋求一個世俗美麗的樣子。在這段得以喘息的日子裡，伊涵隱然體悟到：舞蹈的解方從不是由他人來制定的，而自己的模樣，也必須靠自己去撕掉標籤才能獲得解答。

他人即地獄。
——沙特《禁閉》

 

自律即自由。
——康德《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2023年，伊涵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自己的模樣，更發表了另一支獨舞作品《Miss Shape》，帶著它前往韓國、西班牙、新加坡、香港及台灣的舞台。在這漫長的生命歷程裡，她透過極致的自律，逐漸達成了自己曾無比嚮往的「乾扁、尖銳」的理想舞者身形。但站在那個被社會審美認可的位置，她卻發現這並沒有帶來真正的自信；相反地，不論是肉一點還是瘦一點，本質的她依然健康快樂。

這是一場透過練習創作，所換來的和解。

舞者生涯的前半生，給予了伊涵「完美女性身形」的制約；而創作的後半生，卻讓她選擇放下了執念。這不是她過去的嚮往有錯，也不是她所認知的完美產生了變化。從她侃侃而談的笑容中，我感知到，這不過是伊涵的主觀世界在邁向客觀世界的過程時，從名為挫折的鴻溝當中爬了出來。或許在這裡頭，她也曾碎成一地並且將自己重新拼湊，但左不過將自己喜歡的、不喜歡的事物納進了自己的身體之中，成為了一個更複雜的自己。而這份複雜，其實就是每個人會遇見的「成長」，也是名為鄭伊涵的「新生」。

第二生：用自己的「髖關節」去換取自由

除了舞者，伊涵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身分是「老師」。

聊到這裡的時候，我天外飛來一筆地開了另一個話題。「妳記得我們大三時，去馬來西亞參加舞蹈節，有一位老師在教完工作坊後，遞給妳一張名片嗎？」我笑著說，「他應該是要邀請妳加入他的舞團，後來妳有沒有跟他連絡？」

伊涵說沒有。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便決定要放下做一名雲門舞者的目標，也拒絕了參加國外舞團徵選的誘惑，即使有許多老師不停地向她勸進。「但我不覺得自己要從外面被影響回來，我希望從這片土地影響出去。」

「這包含了當一名老師嗎？」我問。

伊涵靦腆地點了點頭。

約莫是從2016年開始，伊涵的教學影片在社群平台上引起了巨大的迴響。興許是綜合了自身學習的經驗檔案，以及她親切可人的特質，在社群平台上，我時常能看見伊涵透過當代小品的方式，在教學上引導學生找到個人獨自的魅力、特質與擅長的事情。同時，她借用長弓舞蹈劇場在社子島的排練空間，每週定期發表著她個人原創的舞蹈方法，一邊教育著學生在排練場時應該遵守的紀律。那時候我剛從日本的舞團返台，抽了一點時間去拜訪她，只看見一群學生們老早就守在排練場外等候。等鐵捲門緩緩升起，他們便井然有序地走進昏暗的空間，從開燈、打掃，到上完工作坊之後的複習與課後延展，絲毫不用他人來費心。這可能是學生與伊涵之間的默契，但我更傾向認為，這已然是伊涵作為一名專業舞者，以自身為圓心所散發出對舞蹈的敬意和影響力了。

此外，她教學者的身分也與表演、創作交織在一塊。去年1月初，伊涵受邀至義大利羅馬DAF舞蹈藝術學院（Dance Arts Faculty）與「MASDANZA加那利群島國際當代舞蹈節」所舉辦的工作坊進行教學與編舞，而這也如她所期許的：從自己的土地影響出去。

巴掌大的夢想很簡單，簡單到十年如一夢。
——李大奔〈貳〉

「但我覺得自己內心有一個小小的遺憾，」伊涵說，「回頭看現在這個年紀的年輕舞者們，我很羨慕他們可以比較早被開發，去跳自己喜歡的東西。」聞言，我蹙起眉頭問道，「難道不是因為妳現在這個階段，已經不滿足於過去的自己了嗎？」伊涵搖搖頭。

確實，隨著年齡增長，對許多舞者而言，身體的退化宛若是一場無聲的悲吟，愈是有經驗的舞者，愈是天天用身體在跟自己的歲月進行搏鬥。「沒什麼，我只是想要嘆氣而已。」伊涵笑著說，「有捨才有得。而且我2017年跟你跳《Raining in the room》時，發現自己的髖關節長骨刺，所以我現在必須尋找另一種方式來跳舞。甚至說，我有時候覺得自己現在的身體能進一步提升，還是用髖關節換來的。」

即使伊涵感覺到身體機能的退化，但也許正是某種技術的消退，才讓她學會如何將情感填入動作之中。過去在長弓舞蹈劇場時，她的舞蹈似乎是一種中性、塊狀、充滿邏輯與線條的操作性身體；但在後期參與賴翃中的雙人舞《凜凜》與《Raining in the room》時，她首次在舞台上經歷了長達四分鐘的個人獨舞片段。那一刻，她體會到如何在場上，完全駕馭自己的自由。

而這一次，她要深入直面自己最深層的情感。

第三生：身體是我的廟宇，母親則是我追隨的信仰

在歷經過《孤獨號》對恐懼的直視，以及《Miss Shape》對外觀的重塑後，伊涵在35歲這年交出了全新的長篇獨舞作品《三牲有幸》。

《三牲有幸》是一場沒有特定宗教色彩，卻充滿神聖性的身體祭儀。她將日常拜拜的儀式動作打碎、重組，並提出了一套獨特的「三乘三」哲學。

伊涵表示，「表演者是台上供人觀看的祭品；教學者是接受學生膜拜的神明；而創作者，則是帶著初衷祈求的祭拜者。」伊涵的三生對應其交織有序的生命歷程，而傳統意義上的三牲：雞、豬、魚，則分別隱喻了神明在處理眾生願望的焦慮碎動、個體在社會美學框架下的疲憊與質疑，以及靈性思緒在狂歡的荒誕中解放與信仰。

當被問及自身真實的信仰時，伊涵給出了一個無比純粹的答案：「我沒有特定的宗教，但我媽媽就是我的信仰。」母親帶她拿香，她便拿香；母親禱告，她便禱告。對她而言，信仰的力量始終來自於自己的內心，神明與儀式，不過是讓思緒得以安放的對話場域。

對如今的伊涵而言，她依然在這條沒有標準答案的路上奔跑著。她帶著曾被視為「殘缺」或「不完美」的軀殼，在一人三牲的身體轉化與對話裡頭，把生命裡的挫折、焦慮與喜悅，全數熬煮成了一場有幸的祭典。

而我們即將都是見證人。

不同的道，通往不同的廟。
——艾熱〈螞蟻頌〉

在離開排練場前，我拋出最後一個問題，「除了舞蹈，妳平常還有什麼跟自己對話的方式嗎？」

「靜坐。」伊涵不假思索地答覆，「⋯⋯還有彈琴、讀詩等等的。」她補充道。

在反覆冥想與靜坐的練習裡，伊涵的腦海中時而會傳來一陣清脆的「叮」。這並非源自現實生活當中的聲響，而是在某種幽玄的深沉中，精準地敲開她新作《三牲有幸》的一閃靈光。

今年35歲的伊涵，正處於舞者生命中的一個奇妙分水嶺，她清晰地感受到筋骨的退化，卻也同時察覺到，情感的厚度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在身體裡長成，「如果把我們的身體譬喻成一座廟，這尊身體，這個媒介，無論你的信念是什麼，都是值得被好好供奉。」盤坐在我面前的伊涵如是說道。

因為值得，所以將信念好好供奉。這像是一句通透的禪語，實際上卻是伊涵耗費了三十多年的歲月，與恐懼、自卑以及社會凝視不斷肉搏後換來的解答。我反覆咀嚼著伊涵稍早說過的話，「我覺得你以前可以抬我跳雙人，我真的是三生有幸。」但我想，屆時我若能在劇場中，從她的作品裡找到與自己的力量，恐怕這才是我真正的《三牲有幸》。

18th 新人新視野 
翠斯特（孟昀茹）《千面湧現》× 陳聖文（omo）《愚歌》× 鄭伊涵《三牲有幸》
5/15-17 國家兩廳院 實驗劇場
5/23-24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繪景工廠
6/6-7 臺中國家歌劇院 小劇場

本文作者｜簡麟懿
表演藝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曾任日本職業舞團Noism一團舞者，2017年隨翃舞製作旅外參賽，獲西班牙「紐約暨布爾戈斯國際編舞大賽」首獎等獎項。個人創作發表《囚》、《Mr. Papill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