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即使是最嚴肅沉重的，也仍摻些好笑的台詞或節奏。若要深刻反省，或許是我性格懦弱，想表達什麼論點，都要自我緩頰一下。身為一個原住民，不好笑誰要理你。（開玩笑）

幽默的起點：無法脫身的家

大概是我剛考上研究所那個時期——累積了幾年大學生無所事事的台北廢文青生活、囫圇吞棗各式歐美藝文社會理論、剛衝撞過立法院與行政院——回花蓮空白一陣子的鄉下某日，忽然意識到部落是「家」。而「家」的意思，於此，意味著永遠難以脫身的迷障、自由的徒勞。這個頓悟彷若直探骨髓的地鳴，震魂欲聾，約莫是我前半生感受到最恐怖的瞬間之一。

那是幽默的起點。

我創作中所有尖銳與憤怒的問題，都來自於家。先是家，然後是部落。家是永恆的難題。說部落彷彿很特出，使人困惑、有禮地保持理解距離，但說是「家」，似乎即十分容易共感。

某次回家，和也熱衷部落事務的阿姨一同參加一個古謠分享工作坊，主持人是幾個在地文化工作者與移居部落多年的白浪。工作坊結束，和阿姨一同回阿嬤家，原先在工作坊過程和和氣氣的阿姨，此時竟義憤填膺地用族語向阿公阿嬤告狀：為什麼歌要教給白浪？他們憑什麼以為可以就這樣教給別人？我們部落的東西，是可以這樣外流給別人的嗎？

我在一旁彷彿遭受「裡外不是人」的掌摑。一是，我認識那些文化工作者與白浪；二是，我竟不曾想過「憑什麼」的問題。工作坊與主持人的美意與善良無庸置疑，過程也邀請在地耆老大量解說、分享，這個小小工作坊實是個溫馨可愛的交流活動。但我阿姨何以如此氣憤？她的氣憤合理嗎？我在一旁聽著，阿公阿嬤隨著阿姨的話也逐漸感染了憤懣之情：是嗎？對呀，怎麼能這樣呢他們？

我終究沒有辯解什麼，大概心虛自己偏心那些文化工作者——那樣努力與和善，終究是「別人」。但家人的心情無法不真實，我亦似乎能理解那種「熟習的事物竟被外人變成另一種樣貌」的緊張與抗拒，並自我反省了文化的倫理、分享的禁忌——全球化與共產黨太催眠我們了。

於是有了《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

禁忌、荒謬與「好好笑」的距離

年輕時一次被部落的性別禁忌隔絕於祭儀場合，我眼看著部落外的生人得以進到我所不能進入的重要場所——只因為他們（看起來）是生理男性。被西方女性主義殖民了頭腦的我警鈴大響，既氣又懼。從此，如何和部落中尚存的傳統性別禁忌共存，成為縈繞不去的煩惱。

於是有了《她（阿公的）那把獵刀》。

每每演後遇到觀眾回饋「好好笑」，我心裡總先愣一下，才能說謝謝。那個心上佔時一毫秒的「登愣」，大概便是我和「好笑」（或者，「幽默」）之間，彼此試探又難以理解的距離。「笑」是無比複雜的情緒表現。作為一個創作者，試圖掌握幽默時，尚且感到不安，更別提預期可能出現在觀眾席的笑——那背後藏有無數種不同的心思。因此，「好好笑」究竟是褒是貶？喜劇作為種類，高深莫測之艱難，更重要的是，有把握觀眾因何而笑。我實無心思攻克。若堂而皇之表白自己是喜劇，但根本不好笑，豈不是太丟臉了嗎？自我定義為「黑色幽默」，是取巧又心虛的策略：觀眾笑不出來？當然，畢竟黑色；觀眾笑了？當然，畢竟幽默。什麼都有一點的半吊子好笑，其實最接近日常。

我創作都為自娛自樂，最好能讓我笑場笑到嘴軟演不下去。我假想觀眾裡若只有一兩個人跟著笑出來，那也值得。對於笑，我的品味十分俚俗。若逗笑了多於兩個人，就是超乎預期地成功了。小時候聽「相聲瓦舍」的《戰國廁》，百聽不膩，每次都笑到幾乎滾下床。我不覺得自己能達到那樣的成就。要寫出那樣等級的好笑，太難，也太激烈了。想像觀眾因我的創作而笑得失去重心，不知道為什麼，會怕。（當觀眾時反倒沒有這樣的憂心）

創作的幽默與否，在起心動念的當下就確立了——例如《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原青妄想振興部落文化的故事」；《她（阿公的）那把獵刀》：「一個都市原住民女生試圖用Tinder破除傳統禁忌的故事」——怎麼看都必然會有些好笑。偏偏我時常有一些荒腔走板的場景閃現在腦子裡，而那些荒腔走板（或言：大逆不道），自我確立了一種幽默的風格。是場景決定了場景自己。而這些場景，似乎都需要靠著一點輕盈，才不至於太正氣凜然。我在創作時最費心的，反而都是維持兩者間的平衡，而非琢磨於「如何才能更好笑」。

我想起奧運時看滑板比賽，坡道上滑行的速度、節奏，腳和板緊疏有致的默契，在技巧的展現之間，維持穩定且流暢的移動——令人興奮，但不至於壓力大到高血壓（例如球類競賽或競技體操），那樣引人入勝的體感，近似於我對於「幽默」的理想。（我完全不會溜滑板）

作為非主流文化，「原住民」配上主流的種種，似乎都容易顯得不可思議與獵奇。原住民＋打獵，很合理；原住民＋半導體：怎麼好像就有點好笑。原住民＋IKEA：也是有點好笑。原住民＋健身房：也是莫名其妙地可以浮想聯翩點什麼。其實原住民配什麼都很好笑（苦笑）。或許是因為，某方面來說，原住民文化和現在這個世界彷彿有幀數的差異。又或者，如卓別林在摩登時代，或像于洛先生（Monsieur Hulot）在現代都會。我族文化在這些假想的現代性底下，當然也有能力活得很好——根據起源神話，我們畢竟是倖存於末日的強大後裔，無所不能適應——但對於目前的世界，似乎並非渾然天成或born to be。

幽默與憂鬱的共生關係

話說回來，那個模模糊糊的、「這些八竿子打不著干係的東西湊在一起好像滿好笑的」，仔細想來，或許是想像邊界的融接吧——那些既有印象的重新組織、拼合，使沒干係變得有關係——新鮮的、沒有感受過的。而我們的大腦，對於新的事物或許需要一點緩衝，於是先笑再說。晚明華人有言：伸手不打笑臉人。

《新豐年祭》中的角色有台詞云：「你知道嗎，那些『真的』，都最痛苦，反而那些開心的部分，都是假的！」——如果快樂就是渴望重複（米蘭．昆德拉說），那麼，痛苦就是被迫重複（Ihot我說）。痛苦之所以真實，和人類避苦趨樂的直覺有關。無論情願與否，生心理的機制似乎擅於不斷預演危機、反省錯誤，務使我們繼續生存；快樂的時光，則總需我們主動地、費勁地去回憶，才有可能召喚任何一點類真實的體感。

偏偏喜劇裡最喜用層出疊見的手法。作為單純的觀眾，台上出現的都是無法控制的、「被迫」看見的。觀眾無法完全控制眼前事件的重複，引發些微焦慮，最終完全搞砸或功德圓滿，疊合了我們對於痛苦的預演機制。

因此，幽默有時也是憂鬱的，被迫演練痛苦以至於共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憂鬱與幽默。

對世上的不公不義、無法理喻的荒誕與苦難，隨著成長，不免朦朦朧朧地理解，但憂鬱——憂鬱的部落、憂鬱的火光——也是在起一個念頭的時候，就知道無望。正如起了那些點子時的必然好笑，憂鬱亦來自於困境的必然，兩者竟是一體——我想寫的那些，荒腔走板的場景，之所以會好笑，不就是因為角色們面對的，都是難以撼動的困境嗎？台上的台下的，其實，都心知肚明。

當「好笑的瞬間」作為一種（徒勞的）控訴

我個人的憂鬱和我感受到的、台灣原住民族處境的「憂鬱」，實在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但漢語的語境裡，竟暫且能同時歸納這兩種情境。對於原住民族的「樂天知命」刻板印象，我每次試圖想像類似的情境，都只能拼湊幾種記憶，不外乎potal（前庭）圍著火，紅圓桌幾罐啤酒檳榔渣大健康椅上對老闆工頭的抱怨、被倒會、老婆跑了、眾叛親離⋯⋯淒慘困頓吐槽自嘲，正所謂「苦哈哈」。除了火堆這個元素，難道白浪們就沒有類似的場景嗎？

若一個人能不懼於玩笑，應是在痛苦時仍能呼吸，坦然於世間種種難以理解之惡與苦，認知到在這世間的罪與錯，沒有誰是完全無辜且善良的。人之所以對某種突發事件笑出來，前提是理解主角的處境。例如某些「原住民笑話」之所以好笑，建立在說和聽的人共享對故事背景的識別：原住民普遍社經弱勢的情境／刻板印象⋯⋯。當聽的人笑了，即是一種肯認：對，我認知到這個印象或事實。

認知了，明白了，也因而能夠反應笑話中的「好笑的瞬間」。但知道和行動畢竟是兩件事。有意識地以此讓人笑，會不會也是一種（徒勞的）控訴：你認知了、明白了，而身在共犯結構之中，卻什麼也沒做。你明明知情。

但這個「好笑的瞬間」足以反轉這些笑了的觀眾什麼樣的智識呢？悲觀主義者如我並不抱希望。倘若因為這些輕盈的瞬間，引人多思考了什麼未曾思索過的問題，就已很好了。

我目前為止的創作，並不從頭到尾都是引人發笑的。最近的作品《新豐年祭》裡，兩個女生的嬉笑怒罵，是目前為止最日常輕浮，同時也最怒憤昭彰的。再仔細想像，要我全力以赴地創作出「從頭到尾都很好笑的、和原住民文化相關的喜劇」，竟感到卻步。「笑」終究複雜。有涉族群的題材，實在難逃「被訕笑」的顧慮。如果真有這樣的喜劇，可能會是泛原住民族群間的inside joke，其他文化背景的觀眾便很難一起分享其中幽默之處。

至於創作中某些幽默的片段是否強化了刻板印象——如果真有觀眾因此斷言「看吧原住民就都是這樣」，甚至以此為藉口訕笑，實是一種畏罪的天真，是惡意的借力使力、假逞無辜而行歧視之實。原住民族當然並不都是那樣、原住民族當然值得更好的對待。你明明知情。

刻板印象的強化和題材的嚴肅與否並不必然有關聯，但「幽默」會是一種更好的解殖策略嗎？直接殺光殖民者可能還比較快。

在幽默與笑面前，存有「裝無辜」的餘地，黑色幽默的實踐，或可明晰、重塑這個灰色地帶，而不僅僅視為模稜兩可的過渡。清澈地調度邊界，需要足夠的冷靜與憂鬱，以及對於如火一般的徒勞的著迷。

儘管如此，我確實倦於內外審查的拉扯。我愛想像「藝術」為一種「最佳解」——我期待某種尚未能指認的、辨識的藝術的成就，得以在美學上根本地湮滅上述的問題。意思是，如果作品驚人地好，也許上述的問題連問都不需要問。若有藝術能讓人在笑的同時，亦在心中共情地、痛快地哭，那是我所能想像到的，最好的徒勞。

本文作者｜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
花蓮阿美族人（Pangcah），根源於太巴塱（Tafalong）及壽豐（Sanasay）部落。作品《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獲Pulima表演藝術獎、入圍第21屆台新藝術獎，文字創作亦曾獲臺灣文學獎、原住民文學獎之肯定。近期編導演作品：《新豐年祭》、《她（阿公的）那把獵刀》、複媒體作品《Misiko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