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接到這個邀約，要我撰寫關於「使人發笑的作品」的文章時，我其實有點受寵若驚。說實在的，我一直覺得自己並不幽默，甚至是一個很無聊的人。只是偶爾，我會想分享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小事。會不會，幽默就是這麼簡單——你覺得有趣，別人也覺得有趣？

談到幽默，好像只要丟幾個問題給AI，它大概就能讓我快速掌握一些對幽默的理解：幽默常常源於意料之外、矛盾衝突，或者對日常生活的反思。想想看，如果這些基礎我都可以在幾秒鐘內了解，那我到底還能再說些什麼呢？

然而，當我收到邀稿時，我又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麼，讓人願意邀請我來談關於幽默的創作。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2024年底的作品《科班生之舞》中的一些片段。既然如此，我就好好針對這件事，聊聊我的經驗吧。

感官連同長相，都有點「廟」

我家住在彰化，家裡附近就有一座廟，隔壁是醒獅團，我也參加過舞龍，出過陣頭。小時候，我常看到醒獅團的師兄與各個不同陣頭之間的交流。我所熟悉的視覺、氣味，甚至觸覺，都與廟宇文化緊密連結，也因此，我的長相有點「廟」。

之後受了流行文化影響，國中時我和同學組隊上台才藝表演，跳了徐懷鈺的〈怪獸〉，不小心在不到三百人的校園裡紅了。班導師很鼓勵我跳舞，也跟我們同學說：「你們如果喜歡跳舞，不如就去報考舞蹈班，行行出狀元，不要怕以後沒工作。」

最後，只有我一人踏上這條路。

沒有人相信這是一條可以謀生的路。那時的我，也不太懂為什麼一定要把「謀生」當成唯一的方向。我只是接受了這個建議，沒有多想。後來，我常常把這些說不清楚的「為什麼」，換一個比較好聽的說法——也許，是命運要我和舞蹈待在一起。

繼承者們，被編碼過的身體

進入科班之後，我開始學習各式各樣的舞蹈：芭蕾、中國舞、民族舞、現代舞。那時候，這些學習好像也談不上喜不喜歡，只知道如果要上大學，這些都是必須完成的訓練。它們從哪裡來、為什麼存在、要通往哪裡，似乎都不是那個階段需要思考的問題。彷彿只要順利畢業、考上大學，才會真正開始。

直到有一次，大學班導師帶著我們到台東參加演出。那次，我們跳的是藏族舞。演出時，我記得真正來自藏族的人站在舞台側邊看著我們。那個眼神我至今仍難以形容——不是批評，也不是讚賞，而是一種安靜而專注的注視。後來，他們上場跳舞。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所學的藏族舞，與他們身體裡自然流動出來的藏族，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舞更像土風舞，純粹而直接，不為舞台設計，也沒有被訓練過的線條與力度；而我們的身體，則是經過科班系統整理、規訓、甚至被編碼過的身體。也正是在那個瞬間，我第一次真正開始懷疑——我們在舞蹈科班中，到底學的是什麼？

一直到創團之後，真正進入創作，我才慢慢回頭探看自己從小學到的身體。在這個回顧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所學習的舞蹈，並不是一套自然生成的。有一些部分，其實是前輩們在特定歷史與政治條件下創造的。他們因時代而發明了一些民族舞蹈。後來，隨著兩岸開放，有了一些來回的交流後，這些舞蹈也被重新的整理、累積、傳遞，最後間接落在我們這一代的身體上。

這種認識讓我心裡冒出一個問題：我們所學習、所繼承的舞蹈，究竟要把我們帶往何處？又或者，它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能成為什麼樣的身體？

衝突與不合時宜，讓幽默悄悄出現

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回應這個問題。於是，在《科班生之舞》這個作品裡，我選擇把我們所學的舞蹈語彙直接並置在舞台上，而不是試圖融合成一種風格。我讓它們彼此衝突，甚至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這種衝突是一種我生長在這塊土地的真實的感受。一種說不清、講不明的感覺，更是一個舞者在時代中試圖標示自己位置的狀態。

而觀眾或許會期待舞台最終走向某種和諧或整合。但他們看到的，不只是不同身體語言之間的差異，也包括我自己的身體，如何在其中來回移動、調整，甚至有時必須正面對抗。或許這份衝突與不合時宜，讓幽默悄悄出現。

作品完成後，回到日常，該修的馬桶，該繳的電費，該換的燈泡，並沒有因為創了團，當了編舞者，給生活減免。而陣頭、徐懷鈺、科班，還是在我身體裡不斷攪動。它們將把我帶往何方？還未結束，這個問題也將不斷引領我前進。

演後，我開始接收到觀眾的回饋。有人覺得作品很幽默，但同時也問：「但做這個要做什麼？你的問題真的重要嗎？」

在寫這篇文章的當下，我仍然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卻也引發我的思考：會不會作品中的幽默，正來自於我正在做一件別人不覺得重要的事，問了一個看似不重要的問題？

本文作者｜黃懷德
舞者、編舞家，闖劇場負責人。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曾加入驫舞劇場，2015、2017年為雲門2駐團編舞者。2019年創立闖劇場。曾入圍台新藝術獎，作品有《扮仙》、《吃史》、《科班生之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