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巴掌，讓我無法再假裝沒看見

那天站在側台，我看著演員的臉頰因為一記巴掌迅速腫起。下一場戲的時空早已轉換，角色也已經離開衝突現場，但那道紅腫的指印卻無法消失，只能靠厚厚的粉底勉強遮掩。更讓我不安的，是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偶發的失誤。

排練時，我親耳聽見導演對著猶豫的演員說：「為了戲好，你們得真打，觀眾才會相信。」於是，每一次排練，風險都被默默轉嫁到演員的身體上。我看著台上情緒被推到極限、卻仍必須完成表演的演員，心裡浮現一個越來越清楚的疑問：劇場不是一個充滿魔幻的空間嗎？不是一個「空的空間」嗎？演孕婦，我們不需要真的懷孕；演戰場，我們也不會真的在舞台上蓋一座城堡。

那麼，為什麼遇到了暴力與衝突，我們卻這麼快地放棄想像力，只剩下真實的疼痛？那一刻，我感覺到一種正在擴大的困惑。如果舞台可以讓觀眾相信不存在的世界，那是否也應該存在一種方法，讓暴力被看見、被理解，卻不必真的造成傷害？

如果笑點可以被設計，暴力是否也能？

那個問題沒有在當天得到答案。它沒有變成一句口號，也沒有立刻指引我該怎麼做，只是在之後的排練與演出中，不斷回到我身體裡。我開始注意到一件以前沒有那麼在意的事：每當戲裡出現推擠、拉扯或跌倒，演員的注意力總會從角色轉移到「怎麼不要受傷」。動作因此變小、節奏變慢，衝突反而失去了力量。

那時的我已經在做肢體喜劇，知道舞台上的效果除了來自真實的內在，更需要精準的設計。如果笑可以被設計，節奏可以被編排，視線可以被引導，那麼舞台上的衝突是否也能如此？我沒有一開始就想到「舞台打鬥」。我只是開始找資料、旁聽課程、看排練影片，向不同領域的人請教：「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演員在安全的前提下，仍然保有衝突的強度？」

直到某一次，一位演員與我分享他參與國外老師來台授課的舞台打鬥工作坊，我才第一次接觸到一種真正能用在舞台上的打鬥方法。那時我才發現，原來舞台上的暴力可以被拆解成距離、角度、節奏與反應；可以被排練、被預測、被保護；甚至，在不真的打到的情況下，看起來反而更清楚、更有力量。

當時，我帶著一種近乎試探的心情，把學到的舞台打鬥做法帶回我所屬的「魔梯形體劇場」，和團員們一起嘗試。那段時間，我們正在做肢體喜劇創作。這種表演形式幾乎不仰賴語言，效果來自身體姿態、節奏變化，以及演員各自帶著不同狀態上台後，互相碰撞所產生的關係，故事往往就在這樣的互動中慢慢成形。我原本只是想看看，舞台打鬥能不能被放進這樣的創作裡，結果遠遠超出我的預期。

團員們很快就玩了起來，明明沒有真的打到，角色關係卻一下子變得清楚；衝突一出現，觀眾立刻知道發生了什麼；而演員的身體是安全的，甚至產生一種強烈而集中的愉悅感。我們在排練室裡，自然而然地發展出許多有趣的角色互動與情節橋段。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覺到：舞台打鬥不只適用於寫實劇中的衝突場面，它對肢體喜劇來說，幾乎是天生的語言。正因為這樣，接下來的落差才顯得格外明顯。

當不完整的理解，成為創作風險

我開始試著更認真地找尋相關的訓練與教學資源，卻很快發現，在台灣，這樣的知識與方法，並沒有真正被留下來。影視領域雖然有專業武行團隊，但那並不等同於現場演出的劇場需求；我能接觸到的，多半只是片段的經驗與零星的技巧分享。我知道它們有效，卻無法確認這些經驗是否能被複製、被傳遞，或在不同創作條件下被安全地使用。這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學習上的不足，而是實際存在於排練場裡的創作風險。

正因為在創作現場真正看見了可能性，那個缺口才變得無法忽視。如果我想把這件事真正帶回排練場，讓演員能夠放心地把身體交出來，那麼我至少得先看清楚，這套方法在完整狀態下是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的。於是，出國不再只是其中一個選項，而成為我當時唯一能做的選擇。

帶著這樣的認知，2016年，我前往歐洲法國，進入魔梯的祖師爺菲利普．高里耶（Philippe Gaulier）所創立的國際表演學校進修。也正是在那段時間，我第一次理解，舞台打鬥並非零散的技巧集合，而是一門有其脈絡與結構的專業。

舞台打鬥，是精密又細緻的暴力美學

那與我原先的想像截然不同。舞台打鬥並不是教人如何打得更狠，而是從安全、距離、節奏與信任開始建立。所有看似暴力的瞬間，背後其實都有清楚的結構與大量的練習；演員必須同時照顧對方，也照顧觀眾的觀看經驗。

我記得第一次在排練場學習舞台打鬥時，老師不斷追問的不是「動作對不對」，而是「從觀眾的角度，現在看到了什麼」。從演員自身的視角看，揮拳似乎已經完成，但對觀眾來說卻未必清楚。兩個人必須刻意錯位，拳頭需要稍微延伸過對方的身體線條，挨打者的反應要精準卻不能過頭，甚至還要在正確的瞬間製造聲響。短短一秒鐘之內，同時發生的細節多得驚人。

那次經驗徹底翻轉了我對「逼真」的理解。過去在武術中，我追求的是力量與準確；而在舞台打鬥裡，逼真反而來自節制、判斷與選擇。打得像真的，並不需要真的造成傷害，而是仰賴演員在關鍵時刻停下、退開，讓觀眾補完想像。那是我第一次清楚看見一條可能的路：暴力可以被呈現，卻不必用任何人的身體來交換。我後來才意識到，舞台打鬥其實延續了我在肢體喜劇中最在意的事情——如何讓身體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下，被清楚地理解。

2017年回到台灣後，我將自己多年武術的身體經驗，以及在歐洲學到的舞台打鬥觀念重新整理，開設了「打得跟真的一樣工作坊」。起初的動機其實很單純，我只是帶著一股近乎天真的想法：既然國外劇場能做到安全又有說服力的打鬥，那麼台灣的劇場不應該做不到。

然而，真正開始推廣之後，我很快意識到，這條路遠比想像中困難。台灣劇場中需要大量舞台打鬥的作品本就不多，許多創作者對這項工具並不熟悉，也不知道該從何開始，於是索性選擇避開。對多數演員而言，舞台打鬥常被視為「等接到相關戲碼再來準備」的附加技能，但現實往往是，當演出真正發生時，留給身體訓練的時間早已不足。

更讓我感到挫折的，是對專業的重視程度。在許多國外劇場，即使只是一個推擠、一記巴掌，或一個摔倒動作，都會找舞台打鬥指導與演員一起工作。然而在台灣，我多次耳聞劇團以預算有限為由，選擇忽略這個顯而易見的風險。演出現場不是出現明顯穿幫的動作，就是以嬉鬧的方式模糊處理原本需要被精細設計的衝突場面，或者是請「舞蹈動作設計」代職指導。

這些經驗一次次消磨我的熱情，有一段時間，我確實懷疑過，自己是不是把一個太冷門、也不討好的專業，硬留在台灣劇場；甚至想過，也許只持續肢體喜劇創作、專心經營劇團就好。但每當放棄的念頭升起，我又會意識到，如果連我都停下來，這條專業很可能就此中斷。正是這份不甘心，讓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排練場與教室裡。

我選擇為身體負責：站在衝突裡的人

在台灣教學將近八年之後，我開始意識到，如果我期待演員不斷更新身體工具，那麼我自己也不能停在原地。於是去年（2025）我再度前往英國進修，重新回到學生的位置。在高度結構化的訓練中，我再次確認了一件事：招式本身可以延伸，但真正需要被深化的，是背後的概念與故事。

一場武打戲中，同時運作的元素遠比想像中多——腳步、距離、節奏、流暢感、推進感的建立等，也因此，每一次排練都有其明確目的，而不只是把動作記熟。更重要的是，我開始更清楚地理解，打鬥中的每一個選擇，都是角色的選擇。為什麼此刻攻擊？為什麼選擇揮拳而不是防守？這些心理過程，若能透過身體清楚呈現，觀眾便能貼近角色，理解衝突如何一步步被推向不可回頭的狀態。

這樣的學習經驗再次提醒我：舞台打鬥從來不只是技巧的展示，而是一種高度精密的敘事方式。它讓衝突不再只是劇本上的一句指令，而成為觀眾能夠感受到的情感狀態。這正是我最想帶回台灣劇場的事情——讓打鬥戲更有細節、更細膩，能夠傳達角色「不得不出手」的處境。

這些年，我嘗試把舞台打鬥帶進更多能夠被延續的場域。除了劇場工作坊，我也受邀在各地藝術節、學校與教師研習中教學，甚至前往海外分享這套方法。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從來不是開了多少課，而是讓舞台打鬥能夠進入教育系統，成為表演訓練中被認真對待的一部分。如果演員因為現實條件無法持續進修，那至少應該讓科班學生，在學校裡就有機會接觸安全、基礎、可被理解的舞台打鬥觀念。

在藝術節與對一般大眾開放的課程中，我也看見另一個意想不到的面向。當打鬥被放進清楚的戲劇情境與安全結構裡，它不再只是觀看中的刺激，而成為可以被理解的過程。許多第一次接觸表演藝術的人，會在課程中第一次意識到，舞台上的衝突並不是隨意發生，而是經過專業訓練與設計的結果。這樣的理解，往往比任何解說，都更直接地拉近了人與劇場之間的距離。至於過程中出現的釋放與愉悅，我後來才明白，那其實來自於一件更簡單的事——當衝突被好好承接，身體就不必獨自承受。

也正因如此，我越來越確定，舞台打鬥並不是為了讓暴力看起來更精彩，而是為了讓衝突能被清楚承接。當身體被好好保護、被精細設計，角色的恐懼、猶豫與選擇，才有機會被看見。我不知道這條路在台灣能走得多遠，但我很清楚，只要劇場仍然需要面對衝突，就需要有人願意為身體負責。希望未來的側台，不再有紅腫的臉頰，只有觀眾屏息後的掌聲。這是我選擇站在這裡的方式。

本文作者｜方玠瑜
創作型表演者、導演與武打動作指導，現為魔梯形體劇場執行總監。長期從事肢體喜劇與舞台打鬥創作與教學，關注身體在衝突中的安全、選擇與敘事可能，致力於為台灣劇場建立可被信任的身體實作與衝突訓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