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比不幸更有趣了，這是世界上最有喜感的事情了。
——貝克特《終局》

逐漸消失的笑

貝克特（Samuel Beckett）在悲喜劇《終局》（Endgame）中所說的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冷靜且殘忍的自我暴露。喜感的生成確實常常建立在某人的不幸之上，而這也是它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荒謬主義的脈絡裡，笑並非從俯視他者的位置誕生，而是來自一種無法逃離處境的自嘲。當世界運作得毫無意義，當痛苦既無法被解釋，也無法被解除，笑成為唯一剩下的反應形式。不是因為事情變得好笑了，而是因為人已經無從選擇如何承受。

回憶學生時期的表演練習中常常出現持續不斷地笑或哭的練習。當我們蓄意沉浸在一種情緒的身體狀態時，哪怕是刻意為之，也會在某個時間點感受到一絲荒謬感，剎那間情緒就突然轉向了，笑到哭或哭到笑確實是一種人類生存的技術。

多數人或許會認同，「笑」是一種正面的情緒表達，帶有正面價值與意義。它不僅時常能使僵持的局面與對立關係稍微緩解與鬆動，也能讓身心獲得短暫的放鬆。我們很少直接否定笑。然而，在一個越來越傾向藝術生產需回應特定議題與社會現象的當代情境中，作品經常被期待能具備表態與批判，漸漸地使那些真正能引動觀者發笑的經驗變得稀少。在當代藝術的場域裡，「笑」似乎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狀態，而逐漸成為一種需要被小心對待的行為。作為觀眾，我也常在觀看的過程中反覆遲疑：究竟此刻，是該笑，還是不該笑？

笑的倫理？

這樣的轉變並不難理解。「使人發笑」往往帶有風險，特別當笑點建立在對他者的簡化理解或認知偏誤之上時，更容易滑向傷害。這不僅存在於藝術場域，在傳播媒體中亦屢見不鮮。經典的例子如黑人牙膏與多芬沐浴乳的廣告，都潛藏著將「美」等同於「白」與「乾淨」的刻板想像，因而引發種族歧視的質疑。幾年前，台灣喜劇電影《消失的情人節》中，男女主角因生理時差錯位而展開的特殊互動，被包裝成充滿奇想與浪漫的喜劇設定。然而其中「他在她無法感知的時間裡替她完成約會」的情節，也引發部分觀眾的不適，被解讀為與夜店「撿屍」情境相似，模糊了對女性身體自主與同意界線的處理。即便創作或宣傳的本意並非為了博取笑聲，而是訴求情感動員，也同樣可能伴隨風險。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十多年前因日本311大地震而推動台灣一波反核運動時，遊行現場經常可見寫著「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的標語。這樣充滿警醒意味的口號，當時引發了廣泛共鳴，甚至成為許多參與者家中常見的旗幟。然而，在那個時刻，人們其實很難察覺其中可能引發的不適。直到我某次遇見一位出身於當地的藝術家，他提到運動現場反覆出現的標語對他而言相當傷人，彷彿「福島」成為一個必須被否定、急於擺脫的負面存在，成了他心中難以抹去的創傷。當藝術與行動越來越努力避免冒犯時，「笑」顯得愈發困難。

當我們今天談論「笑」，從來不是在於有多好笑，而是在於笑出聲後有沒有人受到傷害、感到不適？我們往往很快碰觸到一個難以迴避的倫理問題：誰有資格成為笑所對應的對象？即使是發話者對自身的嘲諷，是否仍可能讓所屬族群或相近身分的人感到冒犯與不適？當笑發生時，是否有人因此被迫承擔原本不屬於他的情緒重量？笑並不只是情緒的釋放，它同時也是一種觀看角度的暴露。是誰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上發笑？又是誰被固定在被觀看、被指認與被象徵的位置上？或許正因如此，在越來越有意識處理歷史與集體創傷、結構性不平等與他者經驗差異的當代藝術語境中，即使創作者有意為之，有時仍會因文化差異與觀眾的自我審查與猶豫，使「使人發笑」這件事顯得格外困難。

但當「使人發笑」被視為一種高度不確定、甚至帶有風險的行動時，反而展現出難以被其他情緒取代的力量。笑之所以具有作用，並不在於它總是指向正確或善意，而在於它無法被完全規範，甚至能鑿開某些認知裂隙。它既不保證立場的純粹，也不承諾解決的方法，卻往往在觀眾尚未準備好表態之前，先讓身體產生反應。藝術得以暫時脫離對現實批判的功能與目的，迫使人停留在看似舒服卻不確定的位置上。那麼，還有沒有一種不必指向他者的不笑之笑？

系統中失靈的笑

如果重訪柏格森對喜劇的分析，笑原本來自生命流動中遭遇機械僵化的瞬間，是一種讓身體「重新活過來」的社會性反射。當中如果是針對抽象結構與大型系統所展開的笑，往往較不容易直接落在某一個具體個體、族群、身分之上，也因此相對不容易形成明確的剝奪感或傷害感。當笑的對象是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所不在的結構與制度時，人們可以比較安心地笑，因為沒有人需要立即站出來承擔後果；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人受傷。

2019年，藝術家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以膠帶將一根香蕉貼在牆上，並命名為《喜劇演員》（Comedian），或許是一個經典案例。這根香蕉沒有冒犯任何人，卻成功冒犯了一整套關於藝術價值、生產機制與觀看姿態的系統。作品的荒謬不在於香蕉本身，而在於我們居然如此認真地對待它。面對這種巨大、抽象、又無法單點擊破的對象，今天或許我們能做的，似乎只剩下這種相對安全的行為。但我們仍不確定蕉農是否感到不適？

機械性本身早已成為日常的預設值。延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描述的，正是一個一切運作得有條不紊的世界。人們照常工作、消費、娛樂，先進工業社會不再靠壓抑，而是靠滿足來維持支配。甚至笑也被允許得剛剛好、在安全範圍內、對系統無害。但卻逐漸失去了否定現實與想像其他可能的能力。於是，笑不再負責修正偏差，而更像是一個系統正常運轉時，自動產生的背景音效。笑不再打斷系統，而只是在系統裡發生。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回看我與洪千涵、張剛華合組的「明日和合製作所」的實踐，好奇我們的作品是不是有潛力引人在系統裡發笑？而那個笑又可能代表什麼？

滲出笑意

回顧明日和合製作所一系列創作似乎從未在起手式上想引人發笑（或早已自我審查），但當中的「日常系列」似乎與上述有所呼應。這系列作品經常以日常行為的重新組合與元素挪移作為方法，邀請觀眾進入一種介於熟悉與失準之間的體驗狀態。例如：《可以睡覺》¹將原本高度私人的睡眠行為，移置到城市公共空間之中，臨時占領那些在仕紳化與資本化過程中逐漸失去休憩功能的場域。當觀眾真的在「本來不該睡覺的地方」入睡時，輕微荒謬的笑意悄然出現——它來自於日常規範被短暫鬆動後，尷尬與自在同時存在的身體感受，但該作確實也曾被質疑是對於無家者（homeless）的冒犯。

《等待果陀》²則進一步抽空藝術事件本身，幾乎移除了所有可被稱為表演的元素，以宣稱「演繹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為糖衣，將經驗壓縮為一段被妥善安排卻沒有結果的等待。透過抽籤與排序這類看似偶然的公平機制，觀眾被穩定地安置在一個合理卻不斷空轉的流程之中。這裡的笑並非來自荒謬的誇張，而是在觀眾察覺自己如此順從地參與了一場「什麼都沒有發生」的經驗時浮現。當公平、輪候與程序被不斷架空，等待本身成為唯一的結果，換來一場什麼都沒有的表演。這時的笑，成為對系統空轉狀態的感知反射，好像走入創作者圈套又能理解創作意圖的笑，而非對權威的嘲諷。

到了《母親凝視過你》³，作品將日常生活中最被自然化的親屬關係加以置換，由陌生人臨時扮演母親的角色。當關懷被重複，原本被視為溫柔的行為逐漸偏離其熟悉的位置，既帶來溫馨，也帶來尷尬。笑於此生成，並不是因為角色的可笑，而是來自觀眾意識到，親密從來不是一種天然狀態，而是依賴無數未被說出口的協議與界線所構成。

笑的力量可能在今天的藝術場景已經無法輕易脫口而出（但憋笑會傷身體吧！）。它被用來緩和衝突或建立共識，而且被挪移到延後完成、阻止立場過早成形的位置上。也由於我們更像是製造一場特殊的經驗而非直接宣示立場，這樣的挪移，藝術得以在日常運作仍然持續的情況下，保留一小塊可以被感知，卻尚未被命名的經驗空間。若說發笑是生命對抗機械的瞬間，那麼在明日和合製作所的作品中，或許發笑更像是生命被完全機械化時，鬆動的螺絲、拼裝的機械能暫存一抹笑意吧！

也許，當我們開始仔細討論「為什麼笑變得困難」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有點好笑了。在一個一切都被優化、管理、校準到幾乎不容失誤的世界裡，連笑都需要被審慎評估它的倫理位置、文化風險與潛在誤傷對象，很多時間顯得既合理，又略顯笨拙。雖然從未想過明日和合製作所的作品能不能讓人笑出聲來，創作時期更不打算提供任何幽默的使用說明書，作品起手式是讓觀眾意識到，原來一路以來與觀眾都共謀、配合得很好——等得很好、聊得很好，也睡得很好。或許真正的幽默，並不在於成功製造笑聲，而是在於讓人突然意識到，自己仍然保有一點點莞爾的能力。當笑沒有被立刻消耗、沒有被迅速轉化成立場，而停留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時，它或許還活著。

本想要把這篇文章寫得輕鬆幽默些，卻還是在字斟句酌中失去了彈性。算了！想笑就笑吧！承認你的偏見與順從吧！那就是系統裡的一抹潤滑吧！

本文作者｜黃鼎云
藝術家、劇場導演、編劇、戲劇構作。明日和合製作所共同創作。作品形式多樣，以共同創作、空間回應與跨領域實踐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