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係的流動裡形成的展覽：道叔、冉而山與策展的起點

展覽「丟掉頭腦，去海邊」的形成並非源自一個既定的藝術概念，而是從一個長時間滾動的生命與關係的網絡開始。這張網由冉而山劇場、Adaw Palaf Langasan（阿道．巴辣夫．冉兒山，後簡稱道叔）的工作方法、研習營¹累積20餘年的集體記憶、策展人的位置、藝術家的生命歷程，以及那些在海邊發生的混濁與轉化所共同編織，使展覽最終呈現出某種既不完全可被概念化、也不能被單一邏輯捕捉的狀態。

展覽的源頭確實與道叔密不可分，但並不是單向的因果關係。多位藝術家與團隊成員提到，冉而山的生活方式、行為創作的訓練，以及與道叔長時間的共同工作，確實讓他們的身體與創作方法被推動、被挑戰，也被陪伴。然而，這些影響並不會抹去藝術家各自的文化背景、成長經驗、在部落的生活節奏與他們長期累積的創作脈絡。冉而山在他們生命中形成的更像潮水在底部持續流動的力量，與其他生命經驗一起作用，讓作品在今日能以不同姿態被說出。

策展人盧宏文也提過：「其實我一開始只是想記錄道叔的工作方法。」那時的想法很單純，希望再一次回到研習營的生活，也希望理解那些在資料裡、在口述裡反覆被提起的故事。他提出了讓研習營直接在美術館發生的構想，試圖以水泥盒子挑戰原住民族被展示的歷史視線，並回到身體與頭腦、文明與自然的辯證。只是因為後來計畫調整，讓研習營與展覽不得不拆開，原本互為表裡的兩個部分成為時間上被分離的事件。宏文坦言：「那時候真的找不到繼續做下去的理由，一段時間都躺著、放著不動。」展覽像被抽走主體，只剩不能動的外殼。

直到真正走入研習營，集體感難以生長、彼此的差異被放大，身體與情緒原形畢露，所有混亂在生活的時間裡真實地浮現，宏文說：「我才明白，展覽必須從這些互動的縫隙裡長出來。」展覽因此不是被設計，而是被生活推著走；不是從概念開始，而是在一段段關係的摩擦、偏移、調整與生成之間逐漸找到方向。

這樣的過程，也呼應道叔人生裡「成而為人」的理解。他曾說，自己年輕時常被母親訓話，媽媽總是提醒他一句話：

Sakala—tamdaw，要像個人，要有人的樣子。

年輕時他覺得這只是責備；直到中年，因為田野、採集及與長者相處，他才慢慢理解：「Sakala—tamdaw」並不是一個明確的終點，而是一個持續在路上的歷程，如何慢慢變得像一個人。

他也談到Talo'an（工寮）的重要性：山上、河邊、郊外的那個小空間，是工作的地方、託夢的所在、吃飯與休息的場域、也是生活的線索。他說：

對我來說，Talo'an 也是成為一個人重要的所在。我聽過不同部落的工寮故事，就慢慢回想起媽媽說的那句話——「要像個人一樣」。那些生活經驗讓我更懂得什麼是「成而為人」。

這些語句不帶說教，卻像冉而山的火一樣，靜靜燒在展覽形成的背後。展覽不是以道叔為中心，而是被他長年累積的工作方式、生活習慣和身體經驗悄悄推動，像潮汐，不主動命令，卻持續把人帶到新的位置。

從Mifetik²開始：儀式是一種活著就會做的事

那一天的開幕，展覽的第一個動作不是剪綵，而是團隊在展間前的草地上牽起手，圍成圈，唱起歌謠跳起舞。圈中央有人拿著酒杯，倒入米酒，酒杯在手與手之間流動，大家依序喊出祈福或此刻的感受。宏文對此一直非常小心。他甚至不敢主動提起樂舞，而是只能問道叔：「今天會需要先樂舞嗎？」他補充：「因為我得知道要不要準備米酒。」若是道叔說要，那就是道叔的決定；如果沒有，他也不會再追問，而是讓事情照著它本來的節奏發生。因此，開幕前的樂舞並非策展端安排，而是道叔自然的啟動。宏文提到：「我其實很感謝是他們的自然而然。」也正因如此，他得以擺脫一點焦慮，不再困惑自己是否正在逼迫藝術家展現某種族群性。但對冉而山劇場的人而言，這並不隆重，也不是特別安排，而是生活本來的模樣。

接續再由Tilo Totoy（林恆智，後簡稱Tilo哥）和道叔帶領大家進行Mifetik。來賓們輪流拿起酒杯，遠遠地就能聽到Tilo哥提醒大家：「用手指沾一點酒，點三下，敬天空、敬土地、敬祖靈。」這些動作簡單卻深刻，提醒著行為不只是儀式，而是生活。「儀式不是活動前的開場，而是一種活著就會做的事。」冉而山的人如此理解，而展覽也從這裡開始顯露方向，作品、策展、展場、文本，其實都是關係的延續。

「丟掉頭腦，去海邊」所面對的核心是一種持續移動的位置感。當人被海、身體、他人與環境帶往新的方向時，創作與關係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成方式。展覽由此並非被設計，而是被潮水推動般，在不斷偏移的生活裡慢慢成形。

生成、傾斜與站穩：作品在流動中形成的共同語彙

在佈展期間，展場彷彿是另一個研習營。藝術家們的身體在空間裡工作、調整、試探、失敗、重來，作品不是被掛上牆，而是在彼此的靠近、離開、交談與沉默中慢慢出現。也正是在這些生成的過程裡，一個未經事先討論、卻出現於所有作品中的語彙浮現了——傾斜。

marang aly（李杰）斜角三角形的臨時建築、maya' a taboeh hayawan（羅媛）微微偏移的整經架、Awa（劉于仙）懸吊著卻不水平的圓桌、Karding Adaw Langasan（蔻兒亭．阿道．冉而山）透明箱中歪斜的播放器，以及黑色特工隊懸掛如海浪般不規則的線條，與搭建工寮時拼湊的板材與布條，構成了展場中多重的傾斜語彙。而Moli Ka'ti（摩力．旮禾地）與Adirong（阿緹蓉）的傾斜，則是來自他們長期創作軌跡與生命行走的沉積，讓他們在作品中自然展開各自獨有的質地。於是，觀者也能在不同的偏移之間，找到自己被觸動的節奏。

這些傾斜並非美學效果，而是生命重量與文化張力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跡。一個族群的知識如何在現代社會裡被接續、一段記憶如何在災後重新拾起、一個身體如何在學習與失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個語言如何介於消失與生成之間重新被說出，每一個問題都帶著偏差與費力，因此作品不可能筆直。

Awa（劉于仙）的《Sra有零有靈之地》，把 923³洪水後的泥巴、冉而山劇場十餘年的照片、米酒放在一張微微傾斜的桌上，像是一塊正在緩慢癒合的地面。她說：「大洪水不是故事，是落在我身上的。」因此觀眾用光照亮照片、讓米酒滲入泥巴的那一刻，像是在替某段共同的記憶再次呼吸。那種「偏移」不是破壞，而是讓故事得以被重新觸碰。

離她不遠，maya' a taboeh hayawan（羅媛）《由線而生》的整經架靜靜站立，線條沒有完全平行，木材像被風吹動後的姿態。她談到織布時說：「沒有完全對齊，也不能完全對齊。」那不是美學語句，而是她重新學習文化時最深的身體感。她記得自己回鄉參加paSta'ay（矮靈祭）後第一次確切感到被接住，那時她忽然理解，文化不是等著被教，而是在你願意靠近時，才會慢慢向你靠過來。放在底部的漂流木，像生命裡的漂泊，又像一次次回返的方向；而她讓觀眾把故事編入經線，使作品成為持續被別人觸動的織體。

在角落旁，marang aly（李杰）的《patireng把鐵人》帶來另一種重量。他說，進入年齡階層⁴的學習過程不是用講的，而是站著、彎著、流汗、失敗、再來一次學起來的。「在學校十幾年我們都坐著，可是在部落，你是站起身子才會學到。」於是那些堆疊的國語作業簿、黑色網布、鐵絲與課桌椅不只是材料，而像兩種教育體系彼此撞擊時留下的陰影。作品裡播放的，是他第一次跟著階層採茅草時錄下的聲音，刀切過草根的聲音、溼地的水聲、年輕人呼吸的聲音。他說：「那些聲音比語言更早進到我的身體。」就像作品本身，也不是被製作，而是被生活推著生成。

散落展場的透明壓克力是Karding Adaw Langasan（蔻兒亭．阿道．冉而山）的作品《挑釁墜落》，其帶來另一種偏移：向下而非向上。她說：「當我在墜落的時候，如果我有寫下一些東西，我回望就會看到那時候情緒的真實。」她把寫作當成給自己的繫住點，而作品裡四段行為錄像，蘆洲河邊，梳理自己離開太巴塱到台北求學後的都市陌生感，Kahemekan⁵的跳落、研習營背對走向礁岩的身體、還有她每月20號的行為練習，都是她用身體整理世界的方式。她知道自己不是擅長運動的人，跳落前需要深呼吸、咬起廚餘也需要勇氣，她說：「那些都是在挑釁我敢不敢。」而觀眾的驚嚇、皺眉、擔心，也成了作品的另一種回聲。

Adirong（阿緹蓉）《無首與那拂曉之境》則像介於黑暗與第一道光之間的一次長呼吸。她記得每天5點在海邊迎日舞時的身體狀態：「微醺、暈眩，但自然萬物都在聽我們的歌。」畫上的線條因此像被風吹動，金色顏料會隨著觀者手上的燭光亮起，讓觀看變成一種行走、一種點亮。作品不靠燈光，而靠身體。觀眾移動，光才移動。偏移因此成為一種喚醒。

黑色特工隊的作品也在這股潮流裡找到了自己的節奏。在研習營敲擊構樹樹皮、到石梯坪採集時，他們說那種在管制區採東西的感覺「有點好笑，也有點彆扭」，像是自然的行動被迫變得不自然。於是他們把廢木、樹皮角料、布條、紗網、寶特瓶、鋁罐全都拉進作品，材料在空間裡像海浪一樣弧形漂動；那座刻意歪斜的小工寮更成了記憶被具體放進展場的地方。Moli Ka'ti（摩力．旮禾地）看到說：「這間工寮很有阿美族風味。」那一句輕鬆的話，讓歪斜變得更像一種被承認的生活姿態。

在這些作品之間，Moli Ka'ti（摩力．旮禾地）的大型畫作《淨，鏡，驚》像一個被洪水沖過又重新站起來的巨大呼吸。他的原話帶著笑意卻也帶著傷：「我車子的眼睛不見了，下巴也掉了。」他說那是第一個「驚」；第二個則是洪水把他準備好的畫布全帶走。他笑說：「應該叫《淨，鏡，驚，驚》才對。」但在六天的創作裡，潑墨、等待乾燥、再上色，他把水刀、疲憊、事故、災後的空白，一層層堆疊成畫布上的光與黑。那是一種被迫偏移後仍然努力站穩的姿態。

在偏移中生成，在生成中站穩：成而為人的方式

「丟掉頭腦，去海邊」最終指向的，不是一個概念被證明，也不是作品被安放，而是一種成而為人的過程。展覽裡的每一個身體、每一個材料、每一次調整與重新放置，都顯示出同樣的事：人成為人，不是在穩定裡完成，而是在偏移裡生成。

海邊的研習、災後重建的痕跡、織線未能完全對齊的結構、身體跌落後再站起來的瞬間、材料被重新撿拾、光線因觀者靠近而改變的畫面，所有作品都在述說同一種節奏，生成來自於被打開，偏移來自於被觸動，而站穩則來自於願意繼續前行。

在這個展覽裡，傾斜不再是失衡，而是一種回應世界的方法，生成不是開始或結束，而是作品與人彼此推動的過程，站穩也不意味筆直，而是在偏移之後找到新的落點。每位創作者在自己的生命裡都曾經偏移，災後的空白、文化的斷裂、身體的試探、與世界的摩擦，那些不確定與搖晃構成了作品真正的重量。

最終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個方向，在傾斜裡站穩，在生成中前行，讓生命以自己的速度流動，讓關係在互相牽引中成形。

這便是成而為人的方式：

不是成為某一種人，而是在每一次偏移後，仍然願意往前走的那個人。

丟掉頭腦，去海邊  Forget Your Tangal
2025/11/8-12/7
台東美術館 海舞廳

本文作者｜Milingan Batjezuwa 米利安．巴祈睿爾
排灣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跨域表演藝術研究所，目前任職原民機構擔任藝術行政，製作表演藝術節目，及一千個代辦事項的打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