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自強的練習題》展開的紀錄片提案練習──紀岳君對紀錄片產製環境的思索(下)

文/陳韋臻

2012年,導演紀岳君扛起攝影機,開始了徐自強案的紀錄之路。數年期間,從提案尋求資源的困頓之中逐步找回拍攝初衷,更在國際經驗裡回觀反思台灣紀錄片產製環境。
從東亞地區紀錄片產製環境回頭看台灣

離開獄中生活後,徐自強成為司改會的員工。

走過這兩年提案之路後,紀岳君惦在心上想的,是透過分享讓其他紀錄片工作者少繞些路,多掙一絲外部資源的挹注機會。無庸置疑,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橫向及垂直資源整合的操作模式,讓紀岳君最感震撼。

2016年甫成立的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是相對年輕的平台,卻是由資金到技術、製作端垂直整合的平台。提案將亞洲區域(A-Pitch)及南韓在地(K-Pitch)區分開來,目的是帶入亞洲的製作模式與技術端,並協助在地紀錄片發展。在資金方面,由SJM基金會(公益紀錄片支持、推廣)及韓國電視媒體贊助製作資金合台幣約140-220萬,技術製作獎項(In-Kind Support)共包含後製、英文字幕翻譯及製作、行銷設計、聲音設計及戲院端映演等協助。

令紀岳君印象深刻的,2015年獲得後期製作獎項的影片《Family in Bubble》(Minji Ma導演,於2017/04上映),不僅獲得資金協助,同時也在提案大會上吸引到芬蘭的影像團隊,協助Minji Ma進行國際版及電視版的剪接工作,原先限定東亞熟識的議題,在製作人建議下,在國際版中擴充解釋韓國九○年代金融風暴的問題,以將地區問題帶往跨區域理解的層面。這種垂直整合的紀錄片跨國合製的模式,相較於常見的投資、委製、補助、購買(預售)版權等方式,包裹了影像工作者技術培育以及跨國/區文化交流的目的,成為協助紀錄片產業化的地基工程。

《徐自強的練習題》導演紀岳君(圖/陳韋臻攝)

至於2011年開始運作的東京提案大會TokyoDocs,則是橫向整合電視產業的平台,天城韌彥(Yukihiko Amagi)主席為資深紀錄片導演、製作人,同時也身屬力推日本紀錄片邁向國際合製的NPO東京電視論壇(TTVF),TTVF及日本最大電視製作組織聯盟ATP亦是TokyoDocs的贊助單位,而其參與者也主要以電視台製作為主。TokyoDocs有明確設定的關懷,包括科技、經濟、社會議題、歷史文化等,每年主題各異,提供資金合製、製後取得日本當地播映版權,核心目標是為國際紀錄片工作者媒合日本製作團隊,同時為日本電視台引入國際的紀錄片人文視野。相較於台灣紀錄片主要映演管道皆在搶少量院線上映的特殊境況,TokyoDocs將紀錄片穩穩結合電視台播映管道,並在此基礎上,將國內製作團隊推向國際合作,也讓國內電視台專屬頻道得以播映更多他國紀錄片。

綜合自身經驗與觀察,紀岳君語帶感慨,台灣公共電視無論節目委製、電視電影製作經費無法提高,無論在地及國際發行版權皆掌握在電視台手上,卻沒有專業的製作人培訓管道,亦缺乏專業發行團隊,實際上能提供紀錄片工作者的協助始終有限。然而,更核心的
問題,是文化部並未整合針對影像產業或獨立工作者的政策和策略,導致台灣紀錄片環境,無論從資金到技術上的垂直整合,或映演管道的橫向支援,雙雙困乏。

2016年底,紀岳君在支援困乏中,最終由原生家庭協助約200萬的製作資金,《徐自強的練習題》終於宣告完成,尋遍台灣發行公司,最後終於有發行公司協助上映。全台五廳,8月11日起上映至採訪時,一周累積票房約45萬。以近年紀錄片上院線票房而言,實屬佳績,然而所有的放映包場、座談活動,紀岳君幾乎是單打獨鬥。訪問時,一談起提案大會的觀察,紀岳君侃侃滔滔,但問起他接下來的拍片計畫,他嘆了一口氣,乾笑著說:「實在不知道,得先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吧,要累垮了。」

大概也不真如此絕望。紀岳君聊著聊,又說,走過整趟從無到有,到提案、製作、上映,往後的DVD或線上影院,他也還在研究觀察,「一次完整的這些經驗下來,我在想,之後是不是可以試著學著當一個專業的製作人吧!」



[註一]2012/05/19《刑事妥速審判法》新制上路,第5條規定審理中被告不得羈押逾八年。徐自強成為因《速審法》獲釋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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