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月號 - 島嶼人物誌──駐足,是為了看見日常 】

《再見 可愛陌生人》──阮金紅、蔡崇隆紀錄移工生存困境

文/林世菁 圖/阮金紅、林世菁提供

越南裔的阮金紅導演,以影像真實紀錄一群飄洋過海,遠赴臺灣的辛苦移工,希望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這群與你我共同生活著,卻始終蒙著臉的人們、以及他們不被理解的世界。
『我的夢想是可以賺多點錢,也不用很多,剛剛好就好,回去還債,蓋個房子再買塊地就好。那個夢想會太大嗎?姐姐?對我來說,那還太遙遠,因為現在我的債還沒還完。』-《再見 可愛陌生人》
一部無法被公開放映的紀錄片

《再見 可愛陌生人》今年三月起於全台巡迴放映,考量到移工的特殊身分,暫且無法大規模公開播映,真實反映了移工的困難處境。
(圖/阮金紅提供)

離開破舊的鐵皮屋,一群人坐上計程車,前方是黑暗的道路,隨著鏡頭搖晃,四個人準備逃往他處。影片開始即為整個敘事破題,為保護影片中那群無法被社會所見的非法移工,阮金紅與蔡崇隆共同指導的《再見 可愛陌生人》選擇不在網路與電視公播。一部無法公開放映的紀錄片,記載這群來自異地、被台灣貼上非法標籤而逃跑的人,兩位導演希望能透過他們的影片,呼籲台灣政府重視移工,並讓一般觀眾知道他們逃跑的原因,理解他們的處境,阮金紅透過平實的影像告訴觀眾,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可愛的異鄉人。

「我的想法比較單純,因為現在台灣的移工數量還滿多的,已經破六十萬人,可同時非法移工的人數也滿高的。台灣其實是個友善的國家,有時也會關注新移民的議題,然而這群移工卻被社會所忽視,如同《失婚記》一樣,我想讓台灣人看見這些逃跑移工的處境,因為他們同樣都是我的同胞。」-阮金紅。

阮金紅一開始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人在千辛萬苦來到台灣之後,卻又過著四處躲藏的日子,即使一樣來自越南,她和他們身處在完全不同的圈子,和其他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阮金紅自己對他
們也有著既定的刻板印象。因為單純想要了解他們的想法,阮金紅開始假扮一般打工者,進入這群移工們的生活圈,並跟著他們在偏遠的山區打工,隨著時間,她逐漸取得這群非法打工者的信任,開始拿起相機記錄他們的生活,前後費時兩年的時間,深入記錄這群始終蒙著臉的人們、以及不被他人理解的世界。

「以台灣人的角度,我們對這些移工是很陌生的,然後透過她(阮金紅)才逐漸認識到這些人。起先我也有些許的刻板印象,後來跟他們有所接觸,才發現他們其實都相當可愛,就像大弟弟一樣。」-蔡崇隆。

身為《再見 可愛陌生人》共同導演,蔡崇隆進一步解釋片名的由來,他們為短版取了《可愛陌生人》這樣的片名是為回應台灣民眾對這群人的陌生,然而在故事之後兩年,他們又追蹤影片中的主角,阿富,回到越南家中的生活情景, 『再見』,因此有了雙重意義,在英文片名”See you, lovable strangers”還有著讓大眾看見這群人的意思,他們希望觀眾能重新認識這群散落台灣各處的逃跑移工。
警察母題的不斷出現

面對警方不斷地追緝,非法工作的移工們日夜擔心受怕,只能隱身於黑暗之中,努力攢錢,背後最大的動力,是在家鄉盼著他/她們回去的親人。(圖/阮金紅提供)

『那你在這邊工作,你有什麼希望嗎?你的夢想是什麼?』- 阮金紅。
『有啊,每天做夢,夢到那個警察抓我啊。好可怖。』- 逃跑移工阿成。

晃動不安的公路上、荒郊深野裡、破舊的鐵皮屋裡影像中,無處不藏匿警察的母題,在阮金紅的影像裡,即便是記錄這些移工在豔陽下採收蒜頭、高麗菜、清晨裝箱運送農產品的平凡日子,話語間依舊充斥無所不在的警察,以至於他們每天做著被警察追捕的噩夢。然而,影片最後,其中一名主角阿富,提及當年警員為光著雙腳的他,買一雙拖鞋的情景,似乎透露某種程度與警察的和解,並指出警察扮演的角色與他們自身價值觀上的矛盾。

「其實根據過往的經驗,我自己並不是很喜歡警察,然而,我也無法因為那些沒有用心的警察就說所有的台灣警察都是如此,我處理阿富的那段,因為那就是事實,我不能用個人觀點,來強調他們(警察)不好。」-阮金紅。

移工們的焦慮與不安來自警察,辛苦追捕他們的警察卻同時理解這群人的困境,非法移工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與政策,若無法正視仲介業者超收費用的事實,面對移工真正出走的結構性問題,警察只能持續扮演著尷尬的角色,這群移工們只會淪為被資方不斷重複剝削的受害者。
他們千辛萬苦而來,因為存有希望
『夢想,就是希望(越文)的意思。』-阮金紅。
『啊,有啊,希望可以賺多點錢,也不用很多,剛剛好就好,回去還債,蓋個房子再買塊地就好。那個夢想會太大嗎?姐姐?對我來說,那還太遙遠,因為現在我的債還沒還完。』-逃跑移工阿成。

稚嫩的臉龐,雙頰早已被太陽曬得紅通,雙手沒有停歇地採收綠蔥,阮金紅對他問起夢想,他因為誤解中文的意思而回答他每天做著讓警察追的噩夢,然而談起希望,他卻說離他太遙遠。在海邊,他唱起自己編的歌,他說自己的家在海邊,他出生的第一個哭聲在那,而現在他已經二十歲,他對鏡頭笑,說自己,現在很難過。

移工們大多沒有機會學習,所以不會說中文,容易被誤解,也因為身處在異鄉,使他們語言權喪失,不被他人重視,更因為如此,在台灣人面前他們多半只能沈默,然而透過阮金紅的影像,我們可以看見這群人,理解他們笑容背後的哀愁,在躲藏的日子裡,支撐他們的是那單純的希望。
面對無所不在的言語歧視

導演親自深入移工日夜勞動的深山與農村中,逐步理解這群默默地為台灣經濟發展貢獻著的可愛陌生人,為什麼選擇踏上這條艱辛的道路,更期待移工們被汙名化與受剝削的狀況能夠漸漸消失。(圖/阮金紅提供)

「當初我問他的時候,他回答時,我很驚訝,一開始也覺得很好笑,我想到自己剛來台灣的時候,也因為語言的問題。身為過來人,我希望台灣人能多體諒多理解,包含他們的僱主也是,僱主認為他們聽不懂中文,是因為他們笨,僱主容易不耐煩,所以也導致他們不容易與僱主溝通。」-阮金紅。

移工們可能會因為語言上的誤解,而在台灣社會遇到的歧視與僱主溝通上的衝突,因為言語的隔閡,使他們更難與一般台灣人交流,正因為對他們的陌生,更容易對這群移工產生偏見,進而忽視在言語上的歧視,這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這無可避免,在我們的社會或大部份的國家都有排外的心態,我們無法改變人性,也很難做到平等,即便如此,政府依舊可以在制度面上努力,例如在對新移民稱呼上,應該統一使用中性、不帶歧視的名稱。」-蔡崇隆。

另一方面,阮金紅表示現在台灣人對於越南還有著貧窮的刻板印象,有些來台灣打工者,其實並不乏家境優渥的人,新一代打工者,如同台灣人去澳洲打工渡假,其實只是為追求生活體驗,台灣必須正視當前的越南經濟與以往不同,移工可以有多種樣貌,已經不是過去在新聞媒體所描述那樣。
新住民在台灣尋找定位
「不管來台灣多久,雖然我有家庭在這裡,但這個社會不屬於我自己,雖然我自己一直在這邊磨練、試著更融入這個社會,然而,我覺得跟其他很多新住民、移工、留學生一樣,有時候很孤單,因為很多事情無法解決、無法分享、沒有對象。」

阮金紅認為大多數新住民的困境其實來至台灣社會的封閉性,因為言語隔閡、文化差異,而讓這群人無法真正被接納,只能徘徊在社會邊緣。另一方面,身為女性導演,阮金紅也有著不同的焦慮,對於未來,她擔心如何在台灣有著一席之地,她深信台灣的社會還無法真正接納沒有身世背景、學歷、來自異鄉的他人,為此,阮金紅正積極的籌備文化站,藉以找尋自己在台灣定位。

「現在,很多新移民姐妹,都在拼讀書、證照,我焦慮,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身為外來人,我們擔心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在這邊,只有一個人,如果家人在身邊,或許,就不會這麼擔心。」

阮金紅導演長期關注新移民議題,除了拍片之外,也親身走訪各級院校演講,積極促進台灣人對新移民、移工的理解與重視。(圖/林世菁攝)

議題從生活裡長出來
對待紀錄片,蔡崇隆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比起拍攝技巧,更應該關心被拍攝的人。阮金紅以相同的出身背景來述說移工們的不安與焦慮,貼近他們的觀點敘事,以自然的影像,描寫這群維持台灣基本勞動力的人們的日常與困境,在鏡頭前,拍攝者和被攝者間沒有距離、沒有階級,對談間展露真實的溫柔情感。

「我們的生活圈常跟這些移工在一塊,所以《失婚記》、《可愛陌生人》其實都是從生活裡長出來的東西。不像以前在公視設定要拍什麼,可以規劃,這也要看這些新移民,在主題方面我們目前正在規劃與拍攝《新二代》,是三部曲的概念,這是屬於金紅的三部曲創作。」-蔡崇隆。

對未來,阮金紅期望能繼續探討還沒有被人挖掘過的議題,她強調自己想這麼做,不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影像敘事能力比別人好,而是為了讓社會大眾能看見這群長期被漠視的人,用最真摯樸實的方式,努力傳達,即便那條路很辛苦,也會一直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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